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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河历史之旅(二)

                                                    ----从中央警署到克拉码头

         (前文提到我们接着朝旧同济医院的方向“进军”。)

    我们路经前中央警署，那里又再次重建为崭新大厦。过去过了中央警署又被称为“玻璃后”。“玻璃”者，Police 也。从前这里有很多棺材店，所以也叫“棺材铺街”和“棺材店口”。前中央警署与正对面的前地方法庭(其前身是警察法庭) 都是古色古香、典雅壮观的殖民地时期建筑；可惜早已先后在1977（？）年和1975（？）年被拆除多年了。

    走到单边街口时，韩老师遥指桥南路某处（海山街口）说：那里是日侵时期，惨无人道的大检证中心之一。在几天里全岛几万名华人在日本侵略军所谓的肃清行动中被惨酷杀害了！海山街又名吉宁街，正式的街名是克罗士街（Cross Street），吉宁就是印度人  ；海山一名源自天合会之海山公司，是当年本地的私会党组织龙头之一。

    单边街也只是华人的俗称。正式名称是必麒麟街上段    （Upper  Pickering  Street) 必麒麟是当年英殖民地时代，第一位主管本地华人事务的华民护卫司。他身为洋人，却通晓本地华人的语言    ；他后来被本地人刺杀，严重受伤。韩老师说：这条街的一边有几座由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林有福政府的改良信托局所兴建的组屋；另一边是芳林公园，没有组屋，也没有店屋，所以被称为单边街。(从1952年起，政府开始在单边街兴建组屋，一共有五座，其中有一座一度是建屋发展局HDB的总部；华侨银行OCBC在新华厦建筑期间，也曾在那里设立临时总部。)

    半个世纪前的单边街是出了名的跳楼街。当时新加坡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这里的组屋(在我的记忆中：楼高九层)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巨人。每天都有走投无路的人，爬上组屋，跳楼自杀。韩老师说：有一天，单边街没有人跳楼，隔天竟然成了某英文报章的一条大新闻！这些组屋已被拆除，原址将兴建新旅馆。

    单边街旁的芳林公园是为了纪念本地大实业家和大慈善家----章芳琳先生而命名的。章芳琳又名章芳林；他的弟弟叫章芳元。他在1835年生于新加坡。早在1876年间，他斥资三千元购置了单边街旁的一块土地，开辟成公园，取名芳林埔(Hong Lim Green)。后来，政府将它改名为“德明埔”(也译为登文埔  Dunman’s Green),以纪念前警察总监汤姆士德明(Thomas Dunman)。 至到1957年间，本地政府将旧公园翻新，1960年4月23日隆重开幕，始命名为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在新加坡以他的姓名命名的地方，还有章芳林街等等。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芳林公园是兵家必争之地：朝野政党（人民行动党、社会主义阵线、人民统一党……。）纷纷竞相在此召开热哄哄、人山人海的政治群众大会。当年邻近地区被称为芳林区，一度是新加坡第一任市长王永元先生牢不可破的地盘。时过境迁，芳林公园冷清了许多年，甚至沦为所谓的“同志乐园”，令人不堪入眼，纷纷走避。几年前，政府在园内设置了“演说者角落”,可惜限制多，沦为风声大、雨点小，如今形同虚设。

    我们一行人一路走，一路谈，来到了余东旋街的旧同济医院。

    余东旋，又名余东璇，1877年生于马来亚的槟（Penang）。他的父亲余广培，又名余广，于1879年在吡叻（Perak）（请注意：名从主人，叻在这里被读成力，吡叻原名霹雳。）创办了著名的余仁生中药行。旧时旧同济医院前的道路叫哇央街(Wayang  Street), 也就是戏院街的意思，因为当年那里有几间戏院；如今只保留了一间当年也是由余东璇所拥有的戏院，几经改名之后，被称为大华戏院，但早已改为商场了。哇央街后来被并入余东旋街。

    同济医院是本地最古老的中医慈善机构。早在1885年间，也有人说是在1861年或1867年间，本地一群有识之士何道生、梁炯堂等人早已在单边街31号创办了同济医社。1892年间，在殖民地金文泰总督（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1887-1893在任）的支持下，由颜永成等人出资，位于哇央街的同济医院大楼落成，始正名为同济医院。

    同济医院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之前，曾是本地华人的最高代表机构：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爆发之前，中国的北洋水师曾经访问新加坡；他们在同济医院受到本地华人的热烈欢迎。

    1901年7月31日，满清光绪皇帝的御弟醇亲王过境新加坡，本地侨民齐集同济医院内向亲王递呈颂词。

    1905年12月11日，满清的钦差大臣 (或称总领带官) 张弼士莅星，以同济医院为行辕。他一度是南洋华人首富，目前他在槟城的故居“蓝屋”已成了当地的旅游景点。他在新加坡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以同济医院为基地，于1906年3月15日创办了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同年4月8日豁免注册。1917年9月11日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正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同济医院早已搬去振瑞路多年。眼前这座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建筑，已被列为国家古迹,并加于扩建；却一直无法很好的被重新定位：它一度是一间中华手工艺品中心、备受争议的歌舞厅、高雅的酒楼餐馆，后来由一名洋人收购后，改卖他的“永久产品”。

    综观同济医院的辉煌历史，韩老师的心愿是将它修建成新加坡晚清历史博物馆！他也曾向有关方面提出他的高见，可是没有下文，不了了之。“有看法却没办法”是韩老师的名言，令人徒呼奈何！但愿有朝一日有高人挺身而出……。

    离开了旧同济医院，我们来到了克拉码头(Clarke Quay)。克拉码头以1873年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安德鲁.克拉克 (Sir Andrew Clarke) 为名。这里过去是本地潮州人云集的地区，不少本地的大商人也曾在此扎根经商。诸如陈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同安曾包括厦门；如今厦门包括同安。)就曾在克拉码头开设公司；胡亚基(又名胡南生，人称黄埔先生，1816年生于广东广州)也曾在这里开设冰厂……。

    我们的脚步停在古老的李德桥(Read Bridge)上。李德桥又名马六甲桥，过去俗称柴船头。它的前身是马珍桥(Merchant Bridge) 。在1887年马珍桥重建，由英国商人李德主持奠基仪式。两年后，李德桥落成。遥想几十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一群陌生人在桥边，围着一个讲古佬听他讲古。这一次我们是在桥上，围着另一位现代讲古人----韩老师。他说的是在桥的对岸，曾经有一个名字响当当，但如今却鲜为人知的马六甲村。他解释说：当年莱佛士将新加坡开辟为商港之后，华人大量南来。现在有人误以为他们一开始便直接从中国南来，但根据韩老师的考证，其实不然。原来当年中国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中国人不能轻易出国。所以1819年之后，新加坡最早期的移民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 (峇峇Baba) ，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克拉码头一带定居下来；后来逐渐形成一个马六甲村。（如今是一片空地。）

    韩老师接着感叹地说：满清末年，洋人三番几次侵略中国，海禁政策被迫取消。从那个时候起，才有大量中国南部省份的人民向南洋移民。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南来；但有更多是在地方恶棍和洋人的勾结下被迫或被骗而被当成是猪仔贩卖到南洋来的。(根据考证：开埠后，1821年2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抵新加坡。)

    韩老师指着岸边的一排店屋说：这些屋子当年都是猪仔馆。(所以俗称猪仔场。)不少猪仔在克拉码头上岸之后，就被暂时安顿在这些猪仔馆里，任人挑选之后，大部份又被贩卖到马来半岛等地，从事非常艰苦的垦荒和开矿的工作，过着比牛马还不如的非人生活。但最令韩老师气愤不平的是：如今是什么时代了，在本地竟然还有人从事贩卖人口的勾当！有不少所谓的非法移民，其实是被骗到新加坡来的……。

    午餐时间到了，我们分散在克拉码头多个地点用餐。接着四处逛街，参观跳蚤市场。

     最后我们一行人登上福康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