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读《文心雕龙•史传篇》
符懋濂
刘勰《文心雕龙》是部古代文学理论经典，备受推崇自然不在话下，但书中的《史传》篇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或许是：它所涉及者为史书，所以关于文学批评通史或文学思想通史的著作，自然都把它割爱。同时，它仅占《文心雕龙》的一小位置，又属“文学家族”的成员，所以一般的史学通史几乎都忽略了它的存在，最多不过三言两语（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不仅如此，我还发现有位学者对这篇文章的导读，似乎有点问题，很值得商榷。
周振甫在《史传》篇的导读说明里指出：“这篇《史传》就是讲历史散文，不是讲人物传记。”接着又批评说“作为论文章的书”，《史传》有三大缺点：“（一）过多地讲历史，对历史散文讲得不够”；“（二）过多地讨论历史书的各种体裁的优缺点，对纪传体历史书的传记文学没有认识”；“（三）在选文定篇上，没有突出《史记》的成就，对《史记》的认识不足”。（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页139-141）对周先生的说明与批语，我个人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史传》既然属于《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的篇章，周先生把它当作文体而说成“历史散文”，照理是正确的，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历史散文” （可简化为“史文”）毕竟是个现代概念或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它并不成为一种文体。几篇涉及文体的重要文章，如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萧统《文选•序》，都没有把“史传”或“史文”列入文体范畴，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在刘勰之后，从隋唐到明清，“史文”始终不被当成一种文体。因此，将《文心雕龙》中的“史传”解读为“历史散文”，恐怕欠妥吧？
其次，“史传”一词如果不应解读为“历史散文”，那又应作何
诠释？依我的浅见，“解经之作”一般上既称为“传”，刘勰将他自己这篇“论史之作”也称为“传”，以示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史传》篇原本是论史之作，属于史学批评范畴，所以内容的涵盖面很广，从历史功能到史书体例都有涉略，应该无可厚非。如果要加以非议，恐怕只有一点，那就是：《史传》篇不宜归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因为诚如周先生所言，它涉及文体与历史散文写作的内容，的确少之又少。严格地说，如果把它当成文体论的作品，简直就是文不切题！
为《史传》重新定位后，我们再给予评价，或许对作者刘勰较为公平，因为只要把它当成评史之作，就不会说它“过多地谈史书的体例”，更不会说刘勰“对传记文学没有认识”。相反的，我们研读《史传》后，就会同意《史传》是一篇言之有物的史论佳作，还很可能令人联想到另一评史佳作――《史通》。刘知几的《史通》，备受现代史家推崇，视为“划时代的史学著作”（瞿林东语）；但经过比较研究，我发现刘知几《史通》的某些观点，和刘勰《史传》篇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在历史功能方面，《史传》前两段就强调史书的借鉴功能：“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以风声”；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通軒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文心雕龙今译》页141-142）。而《史通》对历史功能的观点乃至所使用的某些词语、概念，与《史通》的很相似。如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里说：“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以风声。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乱主，苟且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曲笔篇》又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可见两人对历史的借鉴功能，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所使用的两个关键词（“彰善瘅恶”、“树以风声”）也完全一致。
二、在史书体例方面，刘勰批评《史记》和《汉书》，认为二者把吕后列入本纪，是错误之举，因为史无前例，况且吕后干政，不但危害汉朝，也树立了坏榜样。他说：
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
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国；宣后
乱奏，吕氏危汉；……。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
（《文心雕龙今译》页145）
无独有偶，刘知几也很不满意《史记》的体例内容，并且提出严厉的批评。例如：他认为司马迁不应该把陈胜列入世家，因为“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史通•世家篇》）同时，他还认为，班固、司马迁都不应该让那些“生无令闻，死无异迹”者在列传里“妄占篇目”：
差夫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
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
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盖为此也。（《史通•列传篇》）
三、在修史原则方面，刘勰重视“直笔”，史书文辞可效法左丘明，但内容取舍应以南史氏和董狐为榜样（“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他还反对为了“尊贤”而“隐讳”其过失：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若斯之科，亦万代一
准焉。（《文心雕龙今译》页152）
刘知几对于“直笔”和董狐、南史氏，更加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比左丘明、司马迁更优秀、更伟大：
盖烈士循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仗气直
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
烈，人到至今称之。（《直书篇》）
值得一提的是，“二刘”在褒扬南、董之余，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贬抑马、班。这到底是对《史记》、《汉书》的认识不足，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考查、研究。
四、在史料取舍方面，刘勰《史传》篇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同时，由于年代久远的事情，往往失实（“代远多伪”），所以应采纳荀况“远略详近”的做法。倘若“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为的是“旧史所无，我书则传”，那么就成了“訛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蠱也。”（《文心雕龙今译》页151）。此外，为了增加史书的可信度，修史者必须博览群书，广集资料。（“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至于刘知几《史通》所表述的存疑求真精神，主要见诸《疑古篇》。他认为因为远古之事，“隐没者多”，“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所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深，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他还援引孟子之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以强调史料的选择必须宁缺毋滥。
最后，对“传”的诠释方面，《史通》与《史传》更出现了一致性。《史传》云：“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史通•六家篇》则曰：
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
…………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如此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刘知几在撰写《史通》，曾经参阅刘勰《文心雕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史传》篇的启发。《史通•自叙篇》称“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而《史传》篇何尝不是如此？因为两者性质相同，都属于史学批评的著作，如果不“喜述前非”，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2004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