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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理学定理为中国最大贪官定性

(成文于1019日)

 

据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融”)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继“双规”时,从其在京的几处住宅里搜出了本、外币折合人民币2.7亿元的现金后,媒体又披露,其母亲账上还有3亿元的存款,全是“华融”内外人士以赖小民是“孝子”为由,逢年过节以各种方式“孝敬”其母亲的结果,两项数额合计5.7亿!其金额之巨大,堪称中国贪腐史上可以与和坤比肩的贪官。

多年前的2010 2 26 日,本人就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了《一个500亿美元与其他九个500亿美元的启示》一文,说明中国当时贪腐的现状。多年以后,在中共有关方面高压下,反腐正向纵深推进的时期,又爆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形容的“群众反映特别强烈、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的赖小民案,可见反面警示意义。

回味一下中国的反腐教程,不能不说过去的五、六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为什么还是大老虎频现,尤其赖小民这样的“巨无霸”还有生存的空间和立足的地方呢?我以为,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这一现象和反思根治的方法,其实,可以从中悟到许多可以借鉴的预防方法和治本之术。

心理学上,有许多的涉及人之行为的定理,如果对号入座的话,可以赖小民案为例,启示我们如何防范与治本。

一、定型效应。按中国的汉语解读,“形”只是物体的形状,而“型”则指物体的类型。心理学的“定型”,是指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关于某一类人的固定形象。当初,赖小民如何去的“华融”?给了他塑造其为贪腐“巨无霸”的条件?可以从查处赖氏的报道中找到痕迹:原银监会的有关负责人多次与他谈话,才“动员”他去的,原因:组织信任!——中国式领导的定型效应使然,从此开启了“塑造”中国最大贪官的“新闻发言人”身份。赖氏也的确没辜负“组织信任”,短短几年,就成为了与和坤比肩的巨贪,的确“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二、角色效应。 如果说,进入“华融”之前的赖氏,仕于原银监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局座”公务员的“角色”,而进入“华融”后,这个中国形容落后之地“老少边穷”里走出来的“后生”,在“既来之,则安之,要干之”的“华融”,随后以不同的“角色”进入人们视野:中国的“三百伴”! ——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位情人,不乏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可以想象,为了适应这么多角色转换和“疲于奔命”,相必赖氏也要像中国电影《手机》中葛优扮演的“严守一”一样,在特点场合,严守其一?

三、得寸进尺效应。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得曼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助手去访问一些家庭主妇,请求被访问者答应将一个小招牌挂在窗户上,她们答应了。过了半个月,实验者再次登门,要求将一个大招牌放在庭院内,这个牌子不仅大,而且很不美观。同时,实验者也向以前没有放过小招牌的家庭主妇提出同样的要求。结果前者有55%的人同意,而后者只有不到17%的人同意,前者比后者高3倍。后来人们把这种心理现象叫作“得寸进尺效应”。同理,赖氏贪腐,如果没有得寸进尺的心理驱动和利益驱使,不会一下子就从一个“一介书生”蜕变成一个“巨贪”。

列举了赖氏的贪腐“进行时”的心理学定理,我们要问,还是从心理学分析看,赖氏这样的巨腐,是如何坐大的?

一、超限效应。据悉,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里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就准备捐款,并掏出自己的所有钱。过了十分钟后,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十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于是决定一分钱也不捐。到牧师终于结束了长篇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由于气愤,不仅未捐钱,相反还从盘子里“顺”走了二元钱。

心理学归纳这个故事的效应,就是“超限”。也就是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会引起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无需讳言,目前,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党政机关”,开展各类“思想教育活动”可以说“文山会海”,但是,其成效呢?如用心理学的上述效应定义和归纳的话,可能也有其道理和启示。

二、成败效应。 许多贪官,前59年安然无恙,最后60岁到来,

即将退休前夕,开始伸手了,也就是成败效应和在此一搏的心态。值得反思的是,总结此现象的格维尔茨在研究中发现,原本是涉及到学习问题,而中国现实中的贪官,却是将其“学习实践”,运用到贪腐中,正因为如何,有必要在反贪中,运用“拆屋效应”。

三、拆屋效应。鲁迅先生曾于1927年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也就是中国唐太宗《帝范》卷四:“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同理,对反腐而言,如果单纯从治标上进行防范,造成可以贪腐5.7亿之巨的源头不能杜绝的话,无疑是杯水车薪,就像呼声最高的不动产实名登记不能有效推进一样,单纯在其他领域狂飙突进,可能还会出现赖小民似的“巨无霸”,或者“老虎”。

当然,如果在细究赖氏的贪腐过程,心理学上的“第一印象效应”:如任人唯“乡” ;“定势效应”:如提拔任用过去的同事等,再有“近因效应”:也就是不听话,但原则性较强的同僚,不受待见,等等,不一而足,都可以找到心理学上的定义和类似案例。

以上这些心理学的定理也罢,法则也好,都将在防腐和反腐中起到启示和警醒作用,如果说,当今的中国政府部门,在公务人员的考试录用工作中,早就增加了有关心理测试等环节,那么,在对待像赖小民这样的高级公务员,或者政务人员的提拔和任命上,如果也增加了有关心理测试和定期考核的环节,是不是在防范和预防有关贪腐工作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呢?我想,就像中共 “党内法规”表述和有关权威人士解读中所述的那样: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一个没有监督,一个失去监督,一个放任监督的组织也罢,机构也好,必然在发展中再三再四的出现像赖氏那样的贪腐“巨无霸”。

而且,如果长期置有价值的民意呼声,或者有效的监控手段于不顾,如公开财产制度的有关法律及其细则,不动产全国联网联查制度的完善依然滞后,等等,再次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赖小民的风险依然,只是,如何对待赖氏这样的九十岁依然被动贪腐的老娘,我想,也许是给有关部门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并在人道和法治的平衡上找到一个契合点,也许,也是我们的有关部门,需要考量的又一个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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