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的思想

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注:本文作于730日清晨,投于《联合早报》“言论”未采用,今值新加坡国庆节,谨以此文祝贺和期盼。

 

看到730日“言论”《在超市购物的诚信经历》一文,想起我20084月在新加坡武吉巴督地铁对面超市经历的一个实例,记载于我的随笔南洋博客《从新加坡的社会细节谈北京奥运筹备工作——写在奥运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一文 http://www.sgwritings.com/22622/viewspace_14027.html 

     新加坡的社会服务也属一流,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有一次我到一家超市买东西,结账时随手将此前买的物品放在结账台上,结完账后只带刚买的东西就走了,出门大约50多米,只听到一声:“这是你的东西吗?”一位身着超市工作人员服装的女职员气喘吁吁的站在我身边,我定睛一瞧,原来是我此前买的物品落在她们超市了,只拧出刚买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一时间真得很感动,只能机械地说了声:谢谢!她只是将物品塞到我的手里,转身就跑!

    设想一下:她肯定是发现我落下东西后,第一时间是关收款机,给待结账的其他人或同事打招呼后(正值晚上购物高峰),马上就拎起我的东西追出来的。我在激动之余,又在反问和设想:她有必要追出来交还我的东西吗?她有义务这么做吗?本来是我自己把东西落下的呀!但她可能当时想都没想这些问题,而是尽快把属于顾客的东西尽快交还本人而已。

    我想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话,可能没有任何一家超市或其他商业机构的工作人员认为有义务这么做,毕竟,是顾客自己落下的,能替顾客保存好等待找寻就可以了,何必在工作时间离岗并亲自气喘吁吁跑出去赶上顾客并亲手交还。

    再过几天我又到同一家超市买面包,正好又赶上那位服务员在收款,借交款的当口我又一次向她表示感谢,她只是微笑着默默地收款、打小票、交商品,相反又向我,向此前对所有顾客在收款后的最后一环所说的那样,道声:谢谢!

    到底谁应当向谁真正的、由衷的表示感谢呢?

说完这个“故事”(毕竟过去整八年了),结合刚发表的上文,我要说的是经历大致相同,但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了新加坡这家超市员工的敬业和精业,不同的是,当年我在新加坡时,那里的大超市,如升菘、NTUC FairPrice,还有Cold Storage等,都没有上述《诚信》一文中所述的门口立有模拟的警官,并附有“偷劫是犯法的”的警示,是当年的社会秩序良好,无须警示?还是目前的新加坡已经需要在广庭大众之中竖起这样的招牌以正视听?也许我多年没再回到新加坡,实地感受那里的社情民意,不敢难下结论,但还有一个实例再说一下:

还是在2008年夏天,参加过数千新加坡各种族人和在新加坡工作的各国人参与的“民族融合大竞走”活动,结束后时值中午,一干人去快餐店就餐,路过新加坡河上的一座铁桥时,此时大多数参与者都已跨过这个铁桥各分东西了,但我们看到立在铁桥边缘很醒目的一个地方的背包一直没人拿走,随行的中新人士玩笑般的说,这是在新加坡,如在中国,可能早就被人“顺”走了。同理,当年的新加坡可以做到“路不拾遗”,那是在李光耀前总理和已故资政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几代人做到的,而今新加坡难道在一个超市这样的“叽里旮旯”,也还需要一个“假”警察,提示人们不要以身试“真”法?

   《礼记·经解》中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西汉贾谊把教化比作阻止洪水的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最后再说些感想的话:自古以来凡有见识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把教化当作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但愿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期”,依然能秉承其治国理念,在法治上建设上防微杜渐,而不是在超市边设立的“稻草人”之类显得不伦不类,且与新加坡素有的“路不拾遗”的口碑背道而驰。

古语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设想一下,如果我这样的曾经工作居住在新加坡的人,都能感受到那里的诚信和友善,而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些新加坡人,难道还需要一个“假警察”的提示,才能做到自觉自愿的“遵纪守法”吗?

真诚无伪,才可使内心无愧,坦然宁静,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是人们安慰心灵的良药。人若不讲诚信,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彼此无信任感,后患无穷。正如《吕氏春秋·贵信》篇所说,如果君臣不讲信用,则百姓诽谤朝廷、国家不得安宁;做官不讲信用,则少不怕长,贵贱相轻;赏罚无信,则人民轻易犯法,难以施令;交友不讲信用,则互相怨恨,不能相亲;百工无信,则手工产品质量粗糙,以次充好,丹漆染色也不正。

中国目前正在建设覆盖全社会,涵盖全民信息的“征信体系”,这是中国社会饱受失信之痛后确立的国策下,下大力气普及的一项工程,而新加坡自“前李光耀时代”就树立了较为完备的诚信体系和公民较为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如果再在一个超市也罢,其他类似的公共场所也好,竖起一个“假警察”似乎才能告诫大家不要浅尝辄止也好,以身试法也好,岂不有道德后退之嫌?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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