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去年春天到英国剑桥小住了几天，每天徘徊在剑桥小镇上。当你从牛顿当年住过房间的窗前走过，当你在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当年宣布他们DNA结构的重大发现的老鹰酒吧里午餐时。当你回顾这个拥有80个诺贝尔奖得主 的大学历史时，你不能不承认这里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发源地。而国王学院里的礼拜堂以它宏伟气势提醒你，修道院是剑桥的前身，西方的知识分子应是修道士们的后裔。
如果说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修道士的后裔，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状元和举人们的后裔。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中西方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传统和习性。
在东，西方漫长的封建年代里，权利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世代相传。民间中不乏有许多聪明，智慧人士。他们如果想出人头地，在中国似乎容易些，历代有科举制度，任何布衣平民，十年寒窗， 一旦金榜题名，就马上名利双收，可以当官，成为人上人。有识之士也有渠道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望向来都是很入世的，是为了名利，他们追求的学问为了迎合皇家的考试多于他们对真理的追求。
而西方的聪明的平民，如想摆脱劳苦贫穷的生活，进入上流社会，唯一的方法只有投身宗教，就象《红与黑》里于连，只有从教会里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当年位于剑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学习《圣经》，并且开始进行科学实验，都是为了求证神的话语。求证神创世的途径。他们追求的学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真理的追求，是比较出世的。
这些传统也许就是为什么西方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习惯，对世俗的权势比较有批判精神。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就是为了权势，奋斗更是为了权势。所谓的“文死谏”，就是中国的历代知识分子文官为了效忠皇家的最终利益，不惜以命相拼，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本文经编辑后发表在2008年7月5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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