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旺的个人空间

走板的儒商之书怀

- 读英培安《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有感

陶宗旺

      《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以下简称《二三事》）讲述一名新加坡男子在晚年时期，对一生所作出的追忆。主人翁生于战后的新加坡，自幼便结上一名谓之'自己'的'私密玩伴'，在'我'的想象中形影不离。'自己'往往扮演道德守护神的角色，而'我'则在'不惑之年'断然叛离了'自己'，走上'利欲熏心'的道途。虽然生意上曾经风光一时，甚至被美喻为一名富有社会良知的'儒商'，则最终事业惨败，穷途潦倒。

  《二三事》的成功，在于作者透过主人翁的内心独白（interior monologue），让读者神游于虚实交叠之忆述的同时，间接不事雕琢地勾勒出在那个大时代脉络底下，一整代人的坎坷经历，可谓匠心独具，浑然天成。我们大可采纳"以诗证史"的精神来鉴赏这部巨作。（这里的"诗"泛指文学作品。）

  在手法上，作者脱离了传统小说'全知'观点的技巧，透过主人翁丰富的内心世界之视角，自叙生平。《二三事》文中曾提及，"你"、"我"、"他"各个叙事观点在书写小说时反复转移之技巧，早由一九五、六零年代的法国"新小说"成功使用。见《二三事》第6页：

"    我的父母亲只受过小学教育，对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知识，可以说完全阙如，他们尤其没听过法国的新小说，实在不能接受你、我、他都是称呼同一个人的叙述方式。"

 这突如其来的作者之介入（authorial intrusion），好似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些隐蔽之暗示。到底是否作者之音（抑或作者的"自己"），有待商榷。到底"新小说"与"你"、"我"、"他"，甚或"自己"与"我"之间，有何微妙关系，耐人寻味。难道作者（抑或作者的"自己"）不经意地泄露出，小说手法之源泉，毕生探究之师承？

退一步而言，"新小说"与《二三事》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前者手法上侧重于 "托物寄情"；后者则采用"直接抒怀"的方式展露主人翁之内心。举例说明，若细读"新小说"之父霍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往往透过画面的描绘，间接呈露人物的主观意识，到底是否虚实交织，只能从画面中揣测。这是以电影手法来书写小说的新颖技巧。相较之下，《二三事》则通过内心独白或与"自己"的对白直接陈露主人翁的心灵世界。若将《二三事》拍成电影，必定重点仰赖旁白；在这方面与"新小说"是迥然不同的。

从霍格里耶冷峻、客观的笔锋，  在某种程度上，不难看出作者别出心裁，求新求变的动机。在当时， 最时尚的文风强调大量的心理书写。乔伊斯的巨作《尤利西斯》就是典型的例子。手法上，《二三事》与这类文风派别，不无相似之处。而《尤利西斯》也频频用典（又作'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古希腊神话穿游其间；《二三事》亦多处语出夫子之言。然则，不同的是，《尤利西斯》在上个世纪二零年代问世初期，因为大量的情色书写，成为众矢之首，遭受英美海关扣押的厄运。在英国，连载《尤利西斯》的文艺杂志'The Little Review'更遭当局罚款法办。反观之，《二三事》出版后则倍受称誉，甚至被评选为《亚洲周刊》2006年度 "十大中文小说"之一。

如果再往前推两千年，回到公元前305年，我们不妨拿《二三事》与《离骚》作个比较。《史记》对《离骚》作出以下评语：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用在《二三事》也无不可。内容上《离骚》也是一部侧重于心理描写、自叙生平的旷世巨作。如果说"新小说"之父霍格里耶是以电影的手法来营造小说的氛围，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说《尤利西斯》、《二三事》皆借鉴诗赋的技巧用以书写小说。

且让我们回返《二三事》的中心结构，即是主人翁与"自己" 缠绵绯恻的关系。在此，我想和论语作个比较。孔夫子其实也谈过"与自己的二三事"。《论语·颜渊篇》提到"克己复礼"，不就遥相呼应着《二三事》的中心主题吗？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克制自己的私欲，回到礼仪上头来，就是说，行君子之道。夫子也在《为政篇》中提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说，到了七十岁，就可以不再克制自己，即便随心所欲亦不会犯规，也就是说，已经将君子之道"内化"，与"自己"结合。或用《二三事》的话来说，就是不再需要"自己"了。《二三事》里头的"儒商"之所以会"走板"，恰恰是因为在不惑之年遗弃了"自己"（提早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