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星家的个人空间

(1948年湘潭中学学潮所见所历)

    “三十多年前在湘潭县中工作的一段时间，在那样的环境里，涌现了像你们这样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同志，增加了革命的力量，推动了革命的发展。那时候一段波澜起伏的生活，还是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严汝策一九八二年九月五日 ）

1948年12月15日，寒气侵人，我们鹰队球员，照常在网球场东的草坪上忘情地“撑”排球，毫未察觉夜色从校门侧洋槐林、钟楼前女贞丛悄悄袭来。突然，一阵铃声紧急响起。老师们招呼大家站队，簇拥一位老师很激动地讲了话，就领着同学进城会合女生，到湘潭县国民党蒋记政府前坪，高呼口号要求“收回成命”。岂料，这阵并不耸听的课间铃声，激荡起潭城止水，并在自己不知不觉中为今世风烟人生定了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长沙出版的《国民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署名“我”的《本报湘潭快讯》，标题醒目：“湘潭县参议会不幸事

件  为索还复员谷  学生丛殴议员    年轻学子不负法律责任县中校长也许要受影响”。内容简明：

    “湘潭县参议会上周开会以来，进行颇为顺利。昨(十三日)下午，忽发生—极不幸事件，青年党籍参议员秦聪甫、周若霖二人，被湘潭县立中学学生十余人包围丛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复后，湘潭中学因复员经费困难，曾向学生每人借谷一石。截止现在已经三四年，尚无发还消息。学生等曾一再向县政各局，请求发还所借之复员谷。上周县参议会开幕，各债权学生，要求派代表列席参会说明。就在参会开九次会议时，潭中学生代表数人说明之后，参议员秦聪甫(青年党籍)以学生数度起立发言，颇感烦厌，乃怒斥列席学生，应予退席，且未经大会主席转述，即挥手连呼‘去!去!’学生代表在满脸为羞惭情绪所笼罩的状况下，悄悄退出会场。昨(十三)日，下午四时半许，学生代表数人，复来参会，谓代表等昨日受秦参议员在会场当众侮辱，同学闻之甚为不满，应请秦参议员，至学校解释云。时潭中贺校长亦在参议会，比由李议长起霖、傅副议长家圭等，向学生代表解释。学生代表谓：系全体债权同学公意如此。当学生代表退出后，大会亦随即散会。当各参议员步出会场大门之际，泗洲庵街上有学生约十余人，由大街两头而来。盖正当这时是学校放学的时候，人多嘴杂，碰了秦参议员，就七嘴八舌和秦参议员斗起口来，有些学生并以秦参议员开设九和生南货号，停了他们几万块光洋的帐的话相讥，不知怎么的，竟和学生们发生互殴，当时情势非常混乱，学生呼朋引类，连大街上向家里走的同学，都被唤来。周参议员若霖也是青年党籍的，眼看同党的参议员被学生包围，便奋不顾身，突围而入，当他‘杀入核心’时，便和秦参议员一样，被那些小孩子包围了。小孩子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脾气来了，什么事都不会怕，在情绪高涨时，怎知参公是撞不得的，一见事情闹了，兴趣没了，便一哄而散，跑回家吃饭去了。参议会当局马上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一方面就将秦、周两参议员送到博济医院暂时去静养一下，一方面报告黄县长，请求依法惩办。但是小孩子们没有达到法定年龄，虽然恃勇斗狠，应该要告诫，如果正式提出刑事诉讼，他们并不会要负法律责任，这—笔帐，便就写在湘潭中学校长贺云汉先生名下。有人便趁机进言，要将这校长饭碗打掉，作为道歉的条件。当这个消息传到贺校长耳鼓里后，他马上便去见县长，自认平日教导无方，自请处分，一面清查住校学生，看是否有学生参加。大街上从城内到十八总汽车站，一时便传遍了这消息，大家把这件事作为谈话资料，认为：一、学生请求发还复员谷，是有正当理由的，参会讨论这问题，即使需要学生代表退席，也应由大会主席解释，然后叫学生们退出。秦参议员对学生们挥手令去，颐指气使的神态，也难怪学生难忍受。二、学生们受了秦参议员的气固然可以申诉，但不应和秦参议员去殴打，小孩恃勇斗狠是要不得的。现在湘潭老百姓都是用一种‘凝视’的眼光，在看县参议会这一痛而不快的问题的解决。”

原来，湘潭从日寇侵占下光复后，蒋记政府发了“国难财”、“劫收财”之后，又巧立名目，再发“复员财”。学生入校也须缴一担“复员建设”谷“充作教育经费”，说是毕业时归还（当时法币时时贬值，物价连连飞涨，故要求按实时谷价交款计费）。劫后余生，饥寒交迫的家长，只因子女逃难失学两年后，居然还在百里挑一之中考上全县这一“最高学府”，不得不忍痛借债送子女入学。可蒋记政府自食其言，从不偿还。在中共地下党员严汝策、徐辉熙以及符石安老师引导下日渐觉醒的同学们，终于由已届毕业的男44班、女24班发起“呈请偿还复员建设谷债”。几经交涉，获准派代表列席县参议会“申述理由”。岂料，代表发言未竟，即被参议员秦聪甫怒斥出场。十三日（周一）下午放学后，44班十几个同学到县参议会要求作解释。在大门外等到散会，才见到秦聪甫出来，就上前和他讲理。但此人不予理睬，推开同学径直要走。推拉中发生扭打。可就在反映当时法理“年轻学生不负法律责任”，标榜舆论公允“县中校长也许要受影响”的这个《快讯》见报当天，在湘潭老百姓“凝视”下，令人意外震惊但又在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

蒋记县长黄光焘15日当天即日已下令“惩办凶手”，撤销校长职务！

于是，学校发动罢教，并带领同学赴县府请愿。当时，我席地坐在队伍的正中稍前。看见县府大门紧闭，加了岗哨（石自明说我忘了还架了机枪，上了刺刀）。军警围在我们四周。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社会团体送来了饼干和饮水。不少家长也赶来给同学送饭送衣。僵持到夜里十来点钟，县府叫派代表进去“谈判”。记得在教师推动下，44班周定邦、24班杨懿纯、男45班汪文恺、女25班杨国昭（本名学敏）、罗学纯等作为代表进去了。稍后出来说，黄光焘掏出手枪拍桌子威胁，根本不谈收回成命。老师说，回校想办法去。

回到学校已是深夜，要每班出二名代表开会。我被班里推出，到会通过了罢课决议，选出了以24、44班为主的罢课委员会。我任委员兼文书股长。但下步怎么办不得要领。只知道几天后学校曾派曾七贤老师及杨懿纯、石自明(44班)、杨国昭等4同学到长沙呈送报告。省府办事官员叫回湘潭解决。他们就在长沙散发了带去的传单后返校。

    约一星期后，学校宣告，县府重申“戡乱戒严法令”，严禁罢课集会游行示威，违者严惩不贷。但表示只要复教复课，校长撤职后教职员不动；复员建设谷债分期偿还；复课后即举行期考、放寒假，及格者升级、毕业。他们“恩”威兼用的如意算盘是：给教职员留下饭碗就会复教，让毕业班毕业离校，没了骨干，再加放假，罢课自然消除，惩办凶手，清查幕后，就好办了。果然，教职员决定结束罢教，并定于22日考试。24、44班因怕苦读三年拿不到文凭，也接受了这一安排。

    罢课委员会不起作用了（记得进行过一下调整。毕业班同学退出，汪文恺改任主席。我改兼总务股长）。但其他班反映很大。认为县府未收回成命即复课是失败。我们三年一期是“准毕业班”，一种很强烈的情绪是：学生都被利用了。毕业班同学奋勇索债抗霸，功不可没，现急于毕业可以理解，“老大不干了，老二有责任领着低班同学干”。大家夜不就寝，互相鼓动。校内被训育员赵觉民（国民党骨干，校三青团负责人，他是那个出外还电令县长密捕、杀害吴国安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国民党县党部前书记长、县参议会前议长赵拔群之侄）等盯死了，就溜出校门到谷水塘边、最圣庵后去碰头开会。我们几个平常比较活跃的，通过学社、球队的各种联系，插到男女生部各班去联络。熊巨林等发动一年级时，见汪文凯路过，又把他叫去共同做工作。严汝策老师讲了让毕业班参考毕业，其他班继续罢课的意图。别的进步老师也同情和支持我们。因此，绝大多数同学很快达成了坚持罢课决不参考的共识。同时间，校方，特别是国民党、三青团倾巢出动，明里暗里分化打击。一些老师也动员同学温课备考。

    到开考日，复教老师分班把口。赵觉民凶神恶煞地戳在我班教

室门口，瞪大那只死鱼眼睛(他瞎一只眼，我们叫他“独眼龙”)，牢牢盯着我们的动静。好些教师把同学一个个往考场拉；我们就挡住一个个劝。但学生总是听老师的，何况此时处在高压下。不一会，大多数同学都进了教室，我们班也进去了一半多。眼看县府、校方配合起来瓦解罢课、扼杀学潮的阴谋即将得逞了，严老师眼看失望，我们面临覆没，大家急得直跺脚。忽然，钟楼前喧哗起来。原来女生部的老师哄女同学说，男生部已经开考了，你们还不考？杨国昭、王冬梅、蔡树晖、李曰宜、罗学纯等同学不信，带动大家都到了男生部。她们一来，我们信心陡增，张洪沅同学领先，吴中赠、成德新、吴荫循、熊巨林，我们十几个人冲进教室，抓起发到课桌上的考卷就撕，里面的一些同学哄地站起来响应，撇开监考教师及呆懵了的赵觉民，来到操场上与女生会合。其他班随即跟了出来，还推打、吓跑了一向痛恨的训育人员。

    这时，问题是怎么趁当局被冲了个措手不及还没反制时摆脱校方。我猛然想起化学老师王开凤讲过，他们在浙江大学曾把同学约到校外集会成功。我一讲，同学把手往东一指说：到最圣庵去。就分头找李理、周垒、周绍颐、白国肥等各班骨干，把同学带出校门。

    最圣庵大会，除女生没来齐外，男45班以下绝大部分同学都到了。我、谷政麟，男47班白国肥等，站在台上激昂慷慨地，讲当局征借“复员谷”不还，是搞“饥饿政策”，叫学生代表列席县参议会又辱骂斥退是不民主，撤校长职、惩办“凶手”是迫害，拿“戡乱戒严法令”压制罢课是搞法西斯；讲教职员原职不动、考后放假、毕业班按时毕业是分化瓦解，阴谋嗣后算账。也说了：老师前段罢教并以我们学生名义宣布罢课，保贺云汉(校长)是保饭碗，现在抛贺复教开考还是为保饭碗搞妥协，毕业班也是怕丢文凭而复课等，很有些偏激的话。随后举手通过了县府不收回成命决不复课的决议，选举成立了新的罢课护校委员会，组织了纠察队(曾有蒋军伤兵手拿铁棍，窥测校门，与本校“流亡学生”讲家乡话，同时为防备再出现同学卷入打人斗殴，被人制造事端加罪罢课，故提出“护校”、组织纠察队)。我和谷政麟被选为罢课护校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会后排成纵队，手举标语旗，高喊口号，大唱《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等歌曲，出校门过风车坪，上十三总，转内城，到县府示威后，再经昭潭书院女生部，沿雨湖游行返校。

    早着晨曦啼破晓，群雏不识五更寒。对抗政府戒严禁令，突破校方阻压，坚持罢课，这是充分酝酿了的。但临场冲进教室撕卷抗考，再拉出学校集会游行示威，变受命罢课为自主闹学潮，却都是“突发”事件。身在旋涡中，卷在核心里，身心亢奋又倍感紧张。晚饭后，坐下采商量起草宣言、决议，和发往省城、武汉、京沪的快邮代电，制定下步行动计划时，担心、后怕，恐怖感乘静袭来。

    国民党早在1947年5月即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罢工罢课；7月颁布《戡乱总动员令》图谋铲除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革命运动；我们罢课这年（1948）3月刚颁布《临时特别法庭组织条例》，在全国大捕大杀。先后制造了1946年对西南联大扔手榴弹，死伤学生数十的“一二·一”昆明惨案，1947年打伤逮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大游行学生百余人的“五·二O”南京血案。1947年1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受刑惨死。一进入1948年，上海同济大学罢课游行的学生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打伤百余，逮捕过二百，失踪三十几，工人王孝和被害；四五月间湘潭县反动县长“剿”散中共湘潭县工委武工队，捕杀县工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胡佑生、七月残杀队长张鹏飞，等等，我们都有传闻。有的还声援过。特别是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在我们罢课前五个月将张鹏飞烈士凶残地暴尸县府前即我们这时静坐示威的这块坪中“示众”时，有的同学还看到了。因为张鹏飞1945年率抗日游击队驻村，我和成德新有缘见到他，故对此印象更深，我叙议此事的日记，国文老师张效良还有圈有点。而湘潭因系毛泽东主席以及彭德怀元帅的故乡、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发祥地，在马日事变后一直沦为白色恐怖的重灾区。二十年来，家长、老师辈谈之色变，常说被惨杀的有学潮、农运中的“几多好角色”（经查阅档案史料，一九四八年一月始，国民党县党部即加紧组织警察和保安队搜捕进步人士，围剿我武工队，三月二十四日县党部调查室设调查网，组成暗杀、行动四个组及军统谍报队，进一步实施血腥统治）。因此，这次不少家长又吓又劝，有的把走读同学扣在家中不让来校。《湘潭民报》可能出于县府授意，对我们的游行报导为“手持一千余条童子军棍，一路挥舞、喧嚣”。其实当时男女两部加起来才七百多同学。仅几名纠察队员带童子军棍维持秩序。本属小潭微澜，不能与上述各地学潮比拟，可造这种谣言，不仅家长胆颤，我们也心惊（此报道迄未找到，仅存记忆）。

    这时，已是深夜十一二点钟了，同学散去就寝。和罢委会主要成员又商量了一憩后，我和谷政麟决定暗自去找严汝策老师。

    严老师是在湖南大学参加世纪社革命活动中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因被敌特注意，由组织安排辍学出走。1947年进我校任教47班英语。我们班成德新、吴荫循、吴中赠、谷政麟等在1948年上期，挣脱学校的禁锢，组织醒铃学社，接着殷铁球、王洪楚等组织群社（罢课结束后，增加了汪文恺、杨国昭等，扩至46、47班，改称路灯社），常出墙报张贴在钟楼门厅西侧墙上，很多教职员工避之唯恐不及。严老师往往不声不响地在围观同学中一起看，慢慢就跟我们说上了话。就我们写的画的，谈锋新颖、深刻，使我们很受启发。一碰到他，我们就想听他聊。当时，我们中传阅着从各自渠道弄来的《母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延安一月》、《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精义》等“禁”书，我还曾写信与苏联驻武汉领事馆联系，要来维辛斯基外长的演说等宣传书刊。严老师也推荐或借给我们看《青年自学丛书》等，相当系统地给我们讲读的书。如讲鲁迅的《秋夜》，说枣树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指的是反对反动政府；极细小的粉红花梦见春的到来，是指青年学生向往光明，等等，我们简直闻所未闻，顿然产生书里面、字后背别有天地的感觉(当然还是似懂非懂，  间或还带点将信将疑)。因此，严老师深获我们的爱戴和尊敬。暗自认定他是“地下共党分子”。

    严老师租房住在校门外百来米远，风车坪街东一条短巷尽头拐角上。临巷是一个竹片篱笆围成的小院。穿过小樟树夹道，才到屋门前。平常，房门开着就表示他不在家。交谈一般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旁。这时夜已深，他把我们引进卧室，怀孕数月的师母就到外面望风去了。严老师专注地听我们说完后，轻声但清晰地说了很多。指出几个同学因要国债与县参议员争执、推打，县府这么快就下令撒校长职、查办凶手，执行的是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校方马上发动罢教，叫师生去请愿，虽是为了保贺，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不几天又复教强行考试，可能是当局内部矛盾爆发后又调和的结果(湖南自1929年3月何键任省主席后即形成中央系一甲派与地方系一乙派之争斗。时县参议会为乙派李起霖控制，县府为甲派掌权。贺云汉属地方士绅代表人物)。同学们不怕政府的高压，不顾校方的阻挠，坚决撕卷抗考，自主去校外集会成立学生组织，上街游行示威，是对旧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社会现实不满的表现，是正义的，一定会得到社会的声援和支持。他分析得鞭辟入里，绝大部分道理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疑虑和后怕都消失了。接着他一字字、一句句修改罢课护校大会决议、宣言、告社会同胞书、快邮代电。实际是重新起草了一遍。从他家里出来，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五更天。进九严冬（1948年12月22日即戊子年十一月二十二冬至），霜重风冽。寒气袭人。但看到樟树直刺着的夜空上，星光闪烁，热情在年轻的胸腔激荡。在隔晚放映电影庆祝实现抗考罢课时，曾打出标语口号。记得我写的有一张幻灯片是八个字：伸张正义，维护公理。

    连夜赶回学校刻腊板，推油印（记得有本班刘子香等同学参加）。起床铃一响就送到各寝室的同学手上。匆匆吃完早饭又分头奔走去了。

    不出所料，当初组织老师罢教、同学请愿的校方公开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上。说政府见功亏一篑，恼羞成怒，重申“维持戡乱戒严秩序”，除“查办打人凶手”，复严令惩处“冲击考场，撕卷滋事，重闹学潮的捣乱暴徒、破坏分子”，还说已列了多少人的黑名单，头几名就是我们当先冲考的包括罢委会主要成员。多数教职员也都不拢我们的边了。同学中传播着由当局散布或学校、家庭传出的种种流言。—直盯着我们的赵觉民递话：当局认为，到最圣庵去开会还了得!查清谁搞的，警备司令要抓人开杀戒了（司令刘进，为陈明仁兵团副司令长官，后还兼湘潭前进指挥所总指挥。程、陈起义，他即率驻潭7l军军部及88师，携兵团存潭经费二万余银元叛逃。至四川为我军抓获，押武汉枪毙）。教务员谷兆麟老师力促其弟政麟赶快躲一躲。被家长扣在家里、转移乡下的同学多起来了。我们各自家里也增加了压力。但符、严、徐老师带动进步教师，在师生中深入作了大量工作。多数同学没有被吓倒。又坚持约一星期，训导主任刘道卿找我说县里要来人谈判。罢委会讨论很久，谈不谈决断不下。主要是搞不清来意，担心他们是来认人、探情况，摸“幕后策划”，再下手破坏和迫害。深夜我又走进了那竹篱小院。严老师说，现在湖南的大局是各方都趋于求稳，存在当局不在小地方搞大动作的可能性，所以可以同意谈判；对他们的意图、背景不清楚，只能在接触中去看，不当场答应什么就是了。

    本来，如前面所引早有中共地下党员在里面发挥作用，到程潜主湘后正在转向的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12月15日《湘潭快讯》，对我们既是同情的，又是低调的，对县府的高压措施作着警告和暗示。但事后多年我们才意识到严老师的预见，与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市地下斗争中应坚决执行隐蔽疏散，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程潜回长主湘，我党正推动局部和平有关。回校后我们根据严老师的指点研究了一些具体对策，如加强校门、围墙把守，同学不离钟楼，适时大喊口号等等。刘道卿也一再找我指指点点。事后看，还没发现他有多大恶意。

    谈判在教务部进行。来了两个人，一个戴眼镜的主讲。学校的代表是我和49班一个姓李的同学。来人说，要县长宣布收回成命有难处，在原允条件之外，“打人”的事也不追究了，校长改为免职，毕业班随即发毕业证和复员建设谷款，其他班不再举行期考，统统升级，等等。我没讲多话，反复说不公开收回成命决不复课。他们说，来谈是一番好意，再不答应，后果就难说了。交锋中，同学渐渐涌满了钟楼楼道，口号声大起。拥在教务部门口的同学俨然要往里冲。吓得那两人脸煞白，连声说他们不是县里派来的，是作为民意代表来调解的，起身拽着要我们送他们出人墙。我说你叫县府赶快答复，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然后就在同学中分出一条通道让他们走。赵觉民瞪着那只独眼吆三喝四，想借县里来人之机把同学的气势压下，撑一点面子。走到楼梯口，二楼哗地掉下一把扫帚和一个痰盂，砸在赵身上，同学哄堂大笑，赵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急忙拥着来人出楼走了。我瞥见痰盂掉下时楼上的身影中有46班李理同学（后来知道他是当时中共湘潭工委书记李克孝同志的弟弟）。

    我平生第一次出任与杀人如麻的反动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有的同学说还不强硬，有的说已经暴露。罢课护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职务就和谷政麟对换了（因谷未冲进考场撕卷抗考，当局无由加罪“捣乱暴徒”、“破坏分子”）。让我当即感动不已，至今感激不尽的是，履危处险，我还满脑瓜牛虻、保尔、伯惠尔（高尔基《母亲》主人公），痴迷着“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为的是来征服他”（巴金《家》），“即令披上血衣也是美丽的”（高尔基）······。这关口，是严老师、吴荫循、成德新以及心细劲大的刘惠文、谢与权，传说还会点拳脚的吴中赠、纠察队员熊巨林等不断给了我提醒和爱护。长我几岁的中赠，那阵悄不言声地在旁观察动静、时时防备的神态，至今不曾忘怀。

    这样又坚持十来天。其间，简易师范、新群中学等曾发宣言、派代表声援我们。符石安、周家乾、曾七贤等老师代表教职员工到省城做工作，求见蒋记省府教育厅长未果，找到省府“主任秘书”反映了师生的要求。社会名流也开展活动。省候补参议员、潭籍中央系头面人物陈大榕专程回乡“调解”，还曾到校讲话。到1949年元月中旬了，校方传话说，当局同意新校长人选由学生提出，闹学潮的事概不追究可以成立学生会保护学生的权益、安全，开展合法的学习、文体活动，等等。罢课护校委员会研究中，有的认为这些条件接近罢课的目的，自己找校长又有了学生会，安全和进步有了保障，可以答应。但有的仍坚持当局不收回成命不收兵。我们出头多的几个人还怕结束罢课放了假，同学一散(绝大部分是邻县及四乡来的寄宿生)自己会遭殃。夜里我又去到小樟树下。这次严老师更细心，说，我们一个县城的学校闹复员谷，罢教罢课又起自校方保贺，．虽然你们后来冲考抗教，重新罢课游行，但还不能与全国反内战要和平运动联系得更紧，再加寒假就来了，家长要同学回家过年（一月二十九日正月初一），硬留下来坚持罢课护校很难。可是通过自主罢课抗考，同学都起来了，大大提高了觉悟和组织程度（这些新词立即印入脑海，数十年不忘），湘潭学运死气沉沉的局面打破了，这个胜利是很大的。结束罢课放了假，你们加强联系，扩大声势。寄宿生回乡可争取家长和社会同情；万一出现危险，你们就下乡去……，他说得有条有理，使我看到罢课根本目的确已达到，再坚持罢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终于下决心排除了对个人安危的担心，请他起草了胜利结束罢课的宣言。但自顾自增加了一条措施：把油印机保藏好，一受迫害马上通告同学，诉诸社会。这一条后来自己也感到幼稚可笑，但当时确实自以为得计而壮了胆。

    同意复课后县府即要我们提名新校长。教职员工纷纷活动起来，不断有人找我们。记得议来议去最后倾向三个人，一是本校事务长蔡远杰；一是县教育界的（姓名忘）；再一是长沙明德中学数学教师胡少奎。有一天，后半夜了，我一个人路过一间教师办公室，门忽然静静地开了条缝，徐辉熙老师（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地下党支书，严老师是宣传委员，另一委员是弘道中学教师）探头张望后轻轻地说，校长人选本校的担不起来，县里的搞不清背景，要慎重。我没来得及说话，门又悄悄闭上了。我和罢委会同学研究再三，总觉得情况不明，不好定又不能不定。我拳一握，说：“就是他算了!”大家提不出别的意见，我就回复了学校，并以罢课护校委员会的名义给胡少奎老师发了一个电报，请他来当校长。

    结束罢课的事就这么办了。意外的是，校方由刘道卿出面找我们说，“打”议员、闹风潮，县里、学校都不追究，学校一定保护同学复课后的安全。但学校要维护校纪，样子还要做一做，准备宣布给你们一个处分，保证对你们没有任何实际影响和妨碍，也不通知家长。几个平时比较正派，我们一向信任的老师也说了大体相同的意思。严老师对这事没有说什么。我们研究几次，感到已经开展结束罢课的工作了，不同意也没有好办法了。就分头传达给了同学。意外中的意外是，蒋记国办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来校，教我们英文，一向被我们提防着的冯树珍，在学校研究要给我们处分时，竟说我们学习成绩都不错，只是“一时年幼冲动”，主张给处分的“样子”都不作。可见我们知人知事之浅！

    大概是1949年元月20日前两天，罢委会召集全校大会，宣布罢课胜利，同学演出歌舞游艺热烈庆祝。学校接着放寒假，并贴出告示，给“冲击考场，撕卷罢考”的我们几人“开除学籍，特别担保，留校察看处分，以警效尤”。我们心情复杂地冷笑置之。同时遭难的，已知的有：严老师任教4个班被减去3个，全家生活几乎无以为继；冯树珍老师等被解聘。但“独眼龙”也以“失职”而去，实际被“开除校籍”，开溜出校了（解放后被逮捕归案法办）。不久，县长黄光焘被迫下台离潭。正是在罢课胜利的喜悦与对遭受迫害的担心中，我不经意间过了生日，与占全年级4l％的同龄学友一道，步出了鲜嫩的花季，迈向了壮丽的青春。

下期一开学，就成立了校学生自治会，并推动全县组成了学生联合会，连续实现了零的突破。《醒铃》扩大了，《路灯》也影响增强，周绍颐等新办的学社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达20多个，再不是两社凌寒独放了。严老师及时引导我们开放“门户”，组织联合社，为暑期深入城角贫民区、乡村农困点开办民众学校，进而护校护城，准备迎接解放，打下了基础。同时，革命书刊半公开流行，上课时课本掩盖下看的书有署名香港出版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实为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等。各校代表赴省索还了复员建设谷债，每人分回几块银元，缓解了一大批同学的经济困难，并为毕业时给母校铸送纪念品银盾提供了资金。《山那边哟好地方》、《延安颂》等进步校园歌曲在宿舍、教室公开传唱。汪文恺、吴荫循适时提出了加入组织的要求，由严老师接受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我当时没有觉悟到这一步。  严老师后来说，地下县工委文教书记张犀文当时就说过，解放后又有同事、同学不断问及，确实都该发展，就是顾虑太活跃了被人注意）。总之，马日事变特别是1940年国民党残酷捕杀彭德怀同志一个从延安归来、一个在当地坚持斗争，正组织抗日武装的弟弟，我党湘潭地下组织紧急转移（1945年8月恢复建立湘潭特区工委，旋又合并成潭湘宁边区县工委，1948年2月复为县工委），白色恐怖窒息以湘江深渊昭潭命名的莲城后，这次学潮终于吹皱了一潭死水。

新学期，我们班搬到钟楼东头一层教室。临窗一行，王洪楚在前，汪文凯居中，我和吴荫循靠后。邻行挨着成德新、殷铁球。深夜活动中，放眼窗前女贞子树丛外的天空，我们豪情满怀——早春晨光熹微，显然快天亮了！

 199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