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星的《文化界人士》
（1）
刘星的《文化界人士》出版于2003年。
它似乎是被文学评论界冷遇的一本书，我并不感到奇怪。这本小说集收录的，多是以五六十年代为背景的作品，手法很平实，很质朴，毫无花俏。在今日，新马文坛早已为现代或后现代文学笼罩，各种诸如后设、变形、拼贴、意识流、接受美学、死亡美学的小说技巧横行。因此，刘星的作品，很容易被贴上“过时”的标签！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小说都不值得一读？或者一评呢？
平心而论，刘星的笔法质朴有余，但显得不够精致。时代感很强，但又稍嫌浮光掠影。然而，质朴粗糙中有真诚，浮光掠影中有生活底原色，且敢于揭露人性幽暗，与底层人民的处境。阅读他的短篇小说，仿佛手捧着一糊糊的矿泥矿砂，杂质纷呈，但仔细淘洗，还是能从中淘洗出锡米或者金块来的。
（2）
《文化界人士》收录了刘星20个短篇小说。要归类的话，有抒情篇，其中有“一对小情人的故事”、“回梦十年”、“界限以外”等。有讽刺篇，如“文化界人士”、“韦若祸先生”等。乡土篇则有“苦难线上”、“读书人”等。还有篇译作“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一篇仿“威尼斯商人”而作的“得偿所愿”！
其中最突出的抒情篇，应推“一对小情人的故事”。故事描述毅与婉这对小情人，恋爱四年，几经艰辛与波折，待婉高中毕业了，以为可以组织家庭，过二人世界，岂知在这节骨眼上，卡在两人之间的，还有许多猜疑、试探、不信任。为什么呢？原来婉初中那年，一场车祸，夺走她母亲的性命。毅当时才高中毕业，便毅然放弃升学，出来做事，负担起婉的生活费，资助她完成学业。可是待婉高中毕业，她却希望暂把儿女私情搁置。她打算出来工作，弥补毅的付出，转而让他继续读书。她说：“你就应该趁早去念书，将自己再锻练一番，你将来一定有成绩。毅，就这样做吧，为着我，为着你，也为着我们的国家。”
可是，爱的自私，爱的占有欲，令毅产生猜疑了。“难道她存心离开我？我供她念高中三年，难道就只教会她怎样编出一番道理，使我伏伏贴贴地离开她？让她从此可以脱离我，去走她自己喜欢的路？”猜疑、妒忌、怨怼最后当然得到了谅解，小说也在一对小情人对生活充满乐观与憧憬中结束，余韵缭绕。
刘星在序文里，自称他读过鲁迅小说，那么他应该读过鲁迅的《伤逝》吧？在那个不健全社会制度下的青年男女，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青春恋情的早夭，是那么地令人唏嘘无奈。《伤逝》的涓生与子君的恋情，最终成为封建社会强大阴影下的活祭品－－“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一对小情人的故事”的看似有积极，有乐观，有盼望，没有《伤逝》那样灰暗。但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一时的谅解与温馨，摆在前路的，仍然是阴霾、崎岖、泥泞满布的生活道路啊。
再下来的是讽刺篇。“文化界人士”在刘星笔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教育界败类陈校长的种种劣迹。他卖保险赚取外快、搞大女教员的肚子、看艳舞、诬告追求他女儿的大学生是“不法分子”！面对中学的改制，将造成华文教育种种不利的境况，却唯唯诺诺，没有丝毫骨气。一开篇的“咖啡店谈论”，已经狠狠击中陈校长这类人的要害：“在我看来，这些人大部分除了从书本上学到讲笑话的本领，狡猾、欺诈、虚伪、造作、吹拍、逢迎外，就只懂得怎样以勇敢的姿态，来遮盖那怯弱的心。”
这篇讽刺小说，颇像话剧，全篇集中在两个场景，以对话带出情节。
讽刺很有力度，鞭鞑也很入里！…时过境迁，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分成国民型中学与民办独立中学，40过去了，60间独中仍然巍峨矗立在大马国土上，华文中学没有消亡，华文也没有消亡。倒是像陈校长这类“文化界人士”，仍然阴魂不散，仍然在各个社会角落，运用他的狡猾，他的诡诈，来继续榨取华社的资源，牟取利益。此篇颇有警世意味，我们能不警惕吗？
（3）
可能是个人偏爱吧，我比较喜欢是刘星的乡土叙述。
“苦难线上”，应属这类短篇的重头篇吧！“苦难线上”描述的应该是“紧急法令”时期的悲剧！有它的历史反思意义！故事讲述阿凤与父母、哥哥一家四口，原是霹雳州的种菸人家，紧急法令时期，政府施行措施，把山区的村民都驱赶入形同“集中营”新村安居。这个时候，代表官方的新村财库痘皮陈，觊觎阿风的美色，但想一亲芳泽未遂，且被凤父斥责，他恼羞成怒，便诬告凤父是“山芭佬”（正确的说法应是“山老鼠”），保安队枪杀了阿凤父亲，她哥哥义愤填膺，想找痘皮陈算帐，也被诬陷入狱。最终，痘皮陈仍然色迷心窍，死缠阿凤，阿凤忍无可忍，夺了陈的枪，乱枪把他击毙，然后逃入森林，不知所踪。
这样被淹殁了的“黑区”往事，读来仍然震撼万分。
黑区时期惨案多，“巴冬加里事件”英军屠杀村民，至今未讨回一个公道，阿风的故事，只是沧海一粟吧？作者描写阿凤发现被保安队打死的“山老鼠”，竟然是父亲那一幕，无论是气氛营造、戏剧张力、现场感，都笔力万钧。
“阿凤走得很近了。担架上的尸体，用树叶遮盖着，只两只脚露了出来。因为担架短了些，脚露在外面一上一下地摇摆着。阿凤一瞥见了她熟悉的那双裂嘴的破鞋，还是两天前她替父亲洗时，频催父亲买对新的换上，父亲还只说等下坡就去买的。她先是直盯盯地凝视着那双脚，等到她走到了那担架边，抚摸着父亲的脚时，好一会，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爸――”
阿凤坐上痘皮陈的车，初虚与委蛇，但强烈的仇恨，与不甘受辱，最终迫使她夺枪，杀死痘皮陈的描写，也写来惊心动魄。
唯一的小瑕疵，是那段“开场白”，简直是“蛇足”了。
（4）
刘星自承，有些篇章，是以梦幻与寓言形式出现。
但从作品的整体性来看，刘星还是个“现实主义者”！正因为他走的是“写实”路线，乡土的路线，且企图以写实的解剖刀，来刮社会的脓疮。但因为作品缺少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艺术多棱性，缺少“笔走偏锋”的冷视角。人物的塑造，也少涉足“灰色地带”。在小说技法上，也少了隐喻、象征性、歧义性的探索。整体上来看，“写实”还是力有未逮了。
比如“苦难线上”的“开场白”，作者夫子自道把一切苦难归咎于“战争”。然而，战争有开战与止战之分，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战争”，对新马人民来说，是场正义的“保卫战”。之后的紧急法令时期，是反殖与两种意识形态所衍生的“围剿与反围剿”攻防战，有本质上的不同。痘皮陈仗着自己的权限，耀武扬威行使不义，陷害阿凤一家，这是人性之恶！这类人，如虫豸兽类一样，在抗日时期铁定是个“汉奸”，剿共期间，是个村委财库，在英殖民地期间，岂非也化身是个活脱脱的为虎作伥的狗腿子？只能这么说，不义的战争，给予这些人渣存活的温床。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文化界人士”。讽刺辛辣有力，但陈校长属于典型人物人物吗？有它的艺术概括性吗？卖保险、看艳舞、搞婚外情、诬蔑栽赃、毫无文化骨气与节操，仿佛集大奸大恶于一身，似乎有“堆砌”之嫌，共性之中稍嫌缺少个性。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教育工作者薪水低，工作量多，掌管校政的董事又手操生杀大权。教育法令又如紧箍咒。多少老师校长们要战战兢兢，要面临痛苦抉择？跪着生，还是站着死？所谓“板荡识忠良”。最恶劣的时代，最苦闷的时代，不也正是唱起高亢强音的时代？为何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觉醒人物呢？
鲁迅谈小说创作，曾论道：“是不幸的人们病苦的揭示，病根的暴露，期望引起疗救的注意，帮助改良社会，改良人生。”鲁迅是身体力行，理论与实践并行相辅的文学家。《药》、《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除了是“病苦的揭示”，也做到了“病根的暴露”！
刘星的小说，往往只是“病苦的揭示”，离“病根的暴露”还有段距离。
安德尔斯在评论卡夫卡时曾说：
“卡夫卡不过问世界上的善或恶，他尊重其整体的悲剧性。”
什么是“整体的悲剧性”呢？谈的岂非也是“病根”－－病根，在于你身处的那个时代，连善与恶的标准也失焦了，模糊了。对与错的简单逻辑也被扭曲了，追逐一个改革社会的理想的梦，渐渐堕入黑森林，趋炎附势者，却美酒笙歌。人性泯灭，人们浑浑噩噩过日子，就有如鲁迅所描述的“铁屋中人们”一样。吊诡的是，清醒者反而是被驱逐、被棒杀、被诬陷的一群！
你能想像那样的时代吗？能想像那样的境况吗？那样的人性混乱吗？当你能深刻地、独到地、勇敢地写出那种“时代的整体悲剧性”时，那你肯定能效法鲁迅，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