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 晴朗
心情: 平静
长篇的诞生
--《赤道惊蛰》三部曲写作点滴
(1)
某集会上。
大家酒足饭饱,便闲聊起写作。著名杂文家伍良之兄突然感慨:搞文学,“天赋”二字最重要。
在座文友热烈讨论起来!有赞同,有反驳。
我不知道自己被归类为“有天赋”?还是“无天赋”的作者?但笔耕近三十个年头,却愈来愈“宿命”,愈来愈相信奇迹--文学创作上的“奇迹”!不是吗?有些苦心经营的篇章,反不如随兴的作品。卷帙浩繁的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吧?作家们穷其一生,追逐他最大的“猎物”(海明威语),但创作最好的作品,总是颠颠簸簸,磕磕碰碰,一波又三折,看起来无望成篇了,最后却柳暗花明。像平地起风雷,奇迹般地“嘭”的爆出一部旷世钜作。
--我无意自诩这部长篇的诞生,是什么旷世钜作。
--但其诞生的过程,的确是个奇迹!
写一个短篇容易,挥洒一篇散文也不难。但要经营一部“大河小说”,共36万字的三部曲长篇,谈何容易?创作时间的无限度拉长,创作思考需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新调整!犹如一场与耐力的“拔河”。一场疾病、一次搬家、一宗家庭纠纷、一封裁退信、一次情绪的波动,都极可能搞垮你的长篇计划。写长篇,真的需要奇迹吗?当然是真的。但“奇迹”从何而来呢?
(2)
就来谈谈这部长篇“赤道惊蛰”三部曲的诞生过程吧。
应该从74年说起。当时我在吧生南益油厂当苦力。家里的咖啡园荒芜了,家庭成员全涌入工厂谋生,无奈地成为工业齿轮的一份子!生活困顿苦闷,我便开始学习写作。且自不量力参加了“马大华文学会”举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落选是必然的。但我得到主办当局一位负责人来信的鼓励。那人署名YONG。没有中文名字。像我这个只念小学的老粗,突然得到一位大学生的“欣赏”,交起朋友,心里顿感受宠若惊。YONG除了鼓励我继续写作,也定时寄来他们的油印刊物,如“学习”、“大学文艺?还不断在信中跟我强调,写作的人,应该为社会而文艺,以揭露社会黑暗,与广大劳动者站在一起,并讴歌人性光辉为己任。我很崇拜他的文艺观。因为我来自贫穷农家,书读得少,却有一颗挚热的仗义的心。我们通信了经年。当时我在食油厂当苦力,扛椰干扛椰粕。目睹年老工人长期受到资方不公平的对待。厂里有正义感的职员鼓励我们组织工会。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行列,拿着表格,到处去说服不识字的老工人签名,支持组织工会。后来工会终于被批准成立,我正准备写信告诉YONG喜讯时,一个震撼性的消息却刊登在报章上:警方突然查封了“马大华文学会”,逮捕了一些人,并宣告“马大华文学会”是马共的外围组织,长期进行颠覆政府的工作!YONG从此失踪了,再没有与我通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被逮捕的名单内。我陆续看到报章上警方公布了“马大华文学会”更多的“罪证”资料,他们出版的“学习”、“大学文艺”等,都被列为违法刊物,散布反政府情绪。我感到惊惶失措,最后挣扎又挣扎,还是忍痛把所有YONG寄给我的刊物、书籍、信件都烧毁了。
这个黯痖的记忆,尘封了好多年。
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颠簸,我仍然没有放弃写作!母亲去世,三哥遭受火劫!我们最后的咖啡园也不保,落入发展商手中!我选择了到处为家,一路风尘!即使在东海岸流浪,在乌鲁冷岳芭场劳作,在双溪毛儒农养猪,或在丰盛港渔村逗留。在木屑飞扬、盘车、树桐、泥尘滚滚,或猪尸、恶臭、割脓疮,或收网、捡鱼、渔舟帆影…在汗水交织泪水的环境里,我的行囊里永远带着稿纸和笔,没有放弃写作!仍然YONG没有任何音讯,从世界上消失了似的。但他的教诲、鼓励、改革社会的热情,仍然像寒夜篝火,燃烧在我的午夜梦回中。他的文艺主张,仍然萦绕在我耳边:“文艺,需揭露社会黑暗,与广大的劳动者站在一起,并讴歌人性的光辉”。我开始写一系列的芭场小说,把劳动者的辛酸,生活与憧憬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一本小说集《看山岁月》,毋宁还弥漫着一些如李锦宗所语的“消极的气氛”。但一想起YONG的遭遇,我能积极吗?我能释怀吗?我能无动于衷吗?我开始无意识状态地收集着关于马共的资料。保安队剿共、×××被逮捕、破获马共寮寨、警方公布十年来剿共的数字、马共投诚发表悔过书等。收集来干什么呢?如果当时你这么问我,我也茫然,无从回答。--仿佛冥冥中有一根线,牵引我去做这事。
直到81年遇到诗人吴岸,“奇迹”开始发生作用。
当时,砂劳越诗人吴岸来“作协写作班”讲课。而我,当时是写作班的导师。吴岸是个历尽沧桑的人,他曾经参加砂劳越的反殖斗争而被捕,在“一亩地”里渡过十几年的岁月。他每次来吉隆坡,都会摇个电话给我。在他阿罗街的公司宿舍里,常常集聚了一堆文友如甄供、荣盛、李锦宗等,大家畅谈文艺创作!吴岸的智慧、风采、平易近人、精彩的人生历炼,迷倒了我们这些后辈!后来我把写作班的秋山、毅修、丽丝也介绍给他认识,常常老中青三代写作人,集聚一堂。啊,那是我们最激越、最亢奋、最快乐的年代。我相信秋山等,也有同感吧?文学因缘,使我认识了吴岸,因缘巧合,也连带认识了在“商联会”任职的杨文波。他写得一手好散文,以杨丹为笔名在“文艺春秋”投稿。一天谈起,才知道他出身马大中文系,也是“马大华文学会”的一份子,在74年学潮期间,被捕入狱。我脑海立刻电光火石一闪,啊,杨文波?YONG?难道他…就是跟我通信多年的YONG?杨丹却笑笑否认了,他告诉我,YONG叫作杨亚七,是他吉打州同乡。在74年,与他一样,被捕入狱。但他在牢里,被折磨至精神崩溃。难友们在扣留营里种菜,他却在挖坑,挖得一个人大小的坑,便静静的躺了进去,闭上眼睛。一年多后,他被释放,却在家里,上吊死了!我听了,心都揪紧了,所受的震撼久久未能平息。
后来在赛胡先阿里96年出版的《扣留营岁月》里,也提到YONG的故事:“和我同时期被捕的前‘马大华文学会’领袖杨亚七调回这个区。他患严重精神病。他经常被他们作精神折磨,造成情绪不稳定。他常常很静,不与人说话。有时,却相当具攻击性!他用棉花塞住耳朵,说是忍受不了周围的噪音。有一天,几个人坐着看电视,讲话声量稍高了一些,杨亚七愤怒用石头砸烂了电视屏幕。他被调去单人房囚禁,在哪儿,他发狂了,撕烂垫褥和枕头。难友与一些官员认为亚七会听我的话,叫我去劝服他平静下来……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亚七。听说他被释放了。可是,不久就传来他的消息:亚七在他哥哥家里,趁着家中没人时,上吊自杀了。”
YONG的悲惨遭遇一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
--冥冥中那根“线”,究竟要把我牵引到何处?
(3)
87年,“天后宫”事件。“茅草行动”大逮捕。
我投稿的报章被关闭!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梦顿变成了梦魇!
88年5月,经女作家商晚筠介绍,我远赴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工作忙碌,文学的梦,早已搁置在异乡冷夜黯痖的角落。与马来西亚的肝胆相照的文友仍然保持通信。偶尔回去吉隆坡,与吴岸、杨丹、甄供、驼铃、荣盛、秋山等集会。一次我们送吴岸上梳邦机场,停留在靠近机场的某间餐厅吃饭。不知谁突然提起: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长期荒芜,应该有些人去耕耘了。于是激起了每个人的豪气,纷纷说:限期三年,大家都要拿出一部长篇来!我内心砰然动了一下,无端端想起YONG的故事,还有那堆尘封了的马共资料。
89年,间中回乡参加“小说营”时,邂逅了正在韩江念新闻班的萍秀,然后不能自拔地热恋。90年,匆匆注册结婚,也做了爸爸。然后,因为申请“家眷居留”一直没有被批准,被迫长期奔波在怡保、新加坡两地,身心交瘁。长篇念头,只剩下午夜梦回的支离破碎的魇,一直压在心头。异乡寂寞,与妻儿不能团聚,痛苦消沉。偶尔翻起那堆马共的剪报与图片。掀起YONG的故事记忆,尝试想写些什么,但一开笔,才写了第一章,就卡在哪儿,一卡,就是数年。直到妻儿的居留被批准,一家团聚,小儿若涵已经两岁了。妻萍秀在电子厂找到工作,儿子上托儿所。生活总算稳定下来了,但长篇仍然卡在哪儿。YONG的故事,怎么发展?父母亲的龙溪垦荒岁月、黑区时期、开辟咖啡园、抵抗印度人的牛群等等,该怎样与非法耕农、反殖斗争、马大学潮、华教复兴运动、马共结合在一起?重新翻看马共的资料,看到一张图片,一个神情洋洋得意的英军,手提着的,赫然是两个被怀疑是马共的村民的头颅!头颅血淋淋,仿佛是刚刚砍下来的,脸孔还凝固着痛苦与冤屈的表情,一男一女,天啊,这么年轻的生命。YONG呢?岂非也是年轻的一个生命?我内心被火般熬炼着,灼烫着…很想很想叙写他们的故事,呐喊一个个卑屈的灵魂的呼号,但,就是无法下笔,永远像缺少了什么。恰像玩拼图游戏,却被人恶作剧,偷去了一个角,永远无法恢复完整的形状。
我的长篇,该怎么写呢?冥冥中的“线”,把我纠缠、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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