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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版

 

新加坡中元节现象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华人的传统节日中元节在新加坡特别热闹，持续长达一个月之久，超越所有其他华人传统节日。不说别的，单单在阴历七月期间的歌台遍地开花，通常一个晚上十几场，每场观众至少一两千名。另外每晚还有多场中元宴会，一个月下来，参与中元节活动的民众少说也有六七十万人次，包括办歌台、宴会、购买福物与祭品等等的开销，整个中元节的总花费估计是上亿元。

 

    中元节是新加坡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俗活动，据说，这也是新加坡的另一个世界第一。不是说其他华人聚居地区就没有中元节活动，但是搞得如此热火朝天，遍地开花，似乎只有新加坡，然而这却不是值得夸耀的“世界第一”。

 

一直有人质疑中元节活动的正面意义，新加坡不是早已进入高科技时代了吗？人们怎么还那么热衷于祭鬼活动？新加坡人是怎么让电脑与“好兄弟”（民间因避讳，把鬼称为“好兄弟”）“和平共处”的呢？

 

尽量中元现象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批评，但是至今依然兴盛不衰，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德国19世纪哲学家黑格尔有个著名的命题：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中元现象能在新加坡延续百余年，必有它的道理，不是简单一句“封建迷信”就能说得清的。联合早报在2001年8月12日有则带分析性的报道，指出中元节在新加坡实际上已演变成“多元节”（即多功能的节日）。

 

无可否认，中元节现象在新加坡是有正面与负面作用的，对中元节现象应该“一分为二”，相信这样会比较全面与客观。其负面作用是什么不言而喻，无非是宣扬迷信，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污染。

 

那么其正面作用又是什么呢？可以分为四点来讲：一、重温“甘榜精神”。由于昔日的甘榜（乡村）都变成了新镇，当年守望相助的“厝边”（邻居）各分东西，难得一聚，中元宴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欢聚叙旧的机会。同一个组屋区的居民，也可以借此机会联络感情。二、增进同业友情。中元集会让在同一商业中心、巴刹做生意的商家小贩加强联系，让商店、企业的员工增进感情。三、为慈善事业筹款。各慈善福利团体、社区组织利用中元宴会筹募义款，机会难得。四、给民间俗文化提供一个展现的舞台。

 

我无意否定中元节在新加坡的正面意义，但也希望大家允许对中元节现象进行反思。现在的问题是：以上的几个正面作用，是不是只有中元节才具备呢？就说说甘榜精神吧，中元节能唤回甘榜精神吗？中元节这几十年来又唤回了多少甘榜精神?

 

其实，甘榜精神是建立在“甘榜”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最自然、最频密的接触是横向交往与联系，大家都住在一个平面上，这种横向交往必然频密与自然。所以住乡村的人联系多，交往密，人际关系单纯、朴实。也由于住在平地，最亲近土地，脚踏实地，心里自然会感觉踏实。要是住高楼，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因为“纵向”接触不了多少人，再加上长期“脚不着地”，心就不如长住平地那么踏实，反而觉得高处不胜寒，自然而然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孤单感与孤立感。这是城市化、高楼化必然带来的变化，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新加坡本岛，甘榜消失，甘榜精神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以上的第二、三点作用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还是存在的，所以，即使失去了上述第一个作用，中元节活动仍有存在的客观需要。至于第四点则有商榷的余地。大凡文化，相对而言是有高雅与低俗之分，而高雅文化毕竟是曲高和寡，满足的是社会上少数人的需求，大多数人还是爱听周杰伦、刘德华，远离莫扎特、贝多芬。而中元歌台有时比周杰伦、刘德华还要俗，甚至还有点庸俗，但是它毕竟满足了相当多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的需要。要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要让不同文化层次的民众各得其所，就得保留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像七月歌台那样的俗文化就得以大显威风。

 

然而，人民的文化艺术鉴赏能力与兴趣不应该永远停留在七月歌台的水平，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人民的文化素养，逐步提升人民的鉴赏能力。中元节活动即便有千万条存在的理由，却不宜作为新加坡文化的代表与文化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