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学院的座谈会

2008-06-17 20:14:10

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这篇文章投给早报言论版,编辑表示不打算刊登,因为“像会议记录”,我想有些与会学者的观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记中国外交学院的座谈会

 

 

    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今年5月10日在北京召开研讨文化交流的学术座谈会,主题是东方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与融合,我有幸受邀出席,并做了新加坡如何保留东方文化传统的发言。出席的学者二十余名,在会上发言者有十余名,主要是中国大陆的教授、副教授,澳门、香港和韩国的学者也受邀出席并发言,这是个小型的学术座谈会,但涉及的问题却不小。对于我来说,一整天的座谈会,听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其实是上了十个小时的密集课程,几位发言者的思想十分活跃,有些见解还相当尖锐,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蓬勃朝气和开放创新。

 

 

西方文化骨子里是一元化

 

 

与会者环绕西方对东方的隔阂与误解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西方一直强调他们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实际上,很多西方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所谓多元文化,仍是以西方文明与价值观为核心,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无比优越,潜意识里瞧不起东方文化,凡是不合西方标准的就不及格,这怎么符合西方人自己鼓吹的多元精神呢?

 

出席者之一的王帆教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多元概念没有包含东方文明的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所谓多元化,骨子里头却是一元化。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主任鲍绍霖教授则指出,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以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西方老师一直觉得中国这个学生老是没学好,老是不及格,到现在还不能毕业。为什么要让西方人来决定自己及格不及格,能不能毕业呢?因为你进他的学校,拜他为师呀,而且你学好了他就没法控制你了,他当然不会让你把他的全部本领学到家。

 

所以,鲍绍霖教授认为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之道以探索中西文化融和的可能。”

 

由鲍教授的话,我个人得到启发是:我们学西方学得再好,西方人未必把你当作自己人。鸭子学鸡叫,学得再像,鸡也不会把鸭子当鸡。

 

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构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教授卢静提出独到的见解,她说:“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存在一个相互认知和构建的过程,而这种相互的认知与构建凸显出了二者的差异与个性特点,从而也更显示出其文化特点。”

 

曾经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当讲师,现为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的黄枝连教授则从佛教、回教与基督教传入中国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入手,分析中华文化产生的变异。

 

出席的部分学者还从个别东方国家(如日本、泰国与墨西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与过程进行分析,共同的结论是:学习与吸收西方文化应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全盘西方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做不到又要定之为目标,只会使自己迷失方向。

 

在自由发言与讨论期间,大家对中国的崛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基本看法是:(1)中国的崛起是个漫长的过程,从文化层面来说,特别是从软实力来说,中国远远不如美国。没有无远弗届、令全球瞩目的软实力支持,以及强大的硬实力做后盾,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个理想,但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2)中国要崛起成为负责任的强大国家,人民必须做好思想准备,知道如何做一个负责任任大国的思维成熟的公民,要跟着理性走,不要老是跟着感觉走。少数人老是跟着感觉走,这是哪个国家都有的现象,但这不应成为社会的主流。

 

这次座谈会进行了一整天,下午由外交学院的陈奉林副教授做总结。

 

    新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波

 

 

在座谈会上,作为唯一的新加坡人,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新加坡的文化政策做了这样的阐述:基本原则是保留各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搞“大熔炉”而是搞“生菜碗”。不同民族的文化并存,但又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交流,这正是儒家学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概念的体现。

 

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进入,新加坡面对的选择是:是让新加坡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战场”还是“情场”?而新加坡所做的正是营造“情场”而不是“战场”,让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谈情说爱,将来结婚生下的孩子,兼有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新加坡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华文化向东南亚与西方传播的“中转站”,许多中国文化名人是以新加坡为立足点而走向世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术大师徐悲鸿。今后,新加坡仍然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20年来,数十万中国新移民进入新加坡,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文化层次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带来了中华文化(包括古典与现代的),为新加坡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他们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生力军。他们办了好几个华文网站,对于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随笔南洋网”是影响较大的一个网站。

 

历史传统有惊人的顽强:一百多年前新加坡华族的先辈从中国带来了中华文化的种子,如今,中国新移民以新的姿态依然在做着先辈所做的工作。不同的是今天的新移民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当中有优秀的美术家、音乐家、舞蹈家、戏剧家,还有成就非凡的专家学者与写作者,所以他们来到新加坡后,很快就身处文化的制高点,并与新加坡的高层次文化相结合,相呼应,壮大了新加坡的文化队伍,扩大了文化绿洲的面积。这跟老一辈移民有很大的差异,新移民是继承了传统,又走出传统,他们正在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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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杂文

人生得意须尽欢——张从兴空间
张从兴 发表于 2008-06-17 21:20:56


QUOTE:
原帖由 韩山元 于 2008-6-17 08:14 PM 发表

出席的部分学者还从个别东方国家(如日本、泰国与墨西哥)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与过程进行分析,共同的结论是:学习与吸收西方文化应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全盘西方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做不到又要定之为目标,只会使自己迷失方向。.....
墨西哥怎么也能归在东方国家的范围内呢?
灵魂的语言
韩山元 发表于 2008-06-17 22:47:19
这是个失误
把墨西哥划入东方国家是个失误,对不起。但座谈会上确实有位学者介绍他研究的墨西哥在20 世纪初的排华浪潮,这位学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董经胜副教授。
人生得意须尽欢——张从兴空间
张从兴 发表于 2008-06-17 23:14:34
觉得这篇东西跟这个主题也有点关系,就贴上来了

学者邓正来:人文学科早已弄丢了“中国”
2008年06月16日 11:36 来源:《东方早报》



  “中国学者的研究居然把‘中国’弄丢了,研究工具和问题都是西方的,所有的成果也用西方标准衡量。”学者邓正来日前在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揭幕论坛上一针见血地说。在这一论坛上,与会学者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忧虑。
  以知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命名的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揭牌成立,在同时举行的“人文研究跨学科论坛”上,邓正来、许倬云、许纪霖、黄俊杰等华人学者就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展开讨论和反思。

问题:西方化、唯学科化、泡沫化……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出了问题,不知道这些问题谈发展是不可能的。”刚刚来到复旦大学的邓正来教授说,在他看来,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与“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是更为狭隘的“唯学科化”,“这种倾向肢解了中国,把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活生生的中国,肢解成一个个孤立而互不相干的切片。”
  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认为,目前人文社科研究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工程导向化,纯粹量化指标导向”,“在1970年代末,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还是以问题导向为主,只是从1990年代开始学科导向,背后是利益取向,现在我们非常需要回到问题导向。”刘康教授说。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楼宇烈教授最痛心的还是近百年来学术研究方法以西方经验为主,不重视中国经验,“我们意识到要强调传统、人文等,但更多是把这些当作知识,而非价值、思维方法和自我自觉。”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看来,人文社科目前所谓的学科繁荣是“泡沫化”的,“规范化成了形式化;制度化变成行政化,即行政直接管理学术,1980年代没有钱有自由,现在有钱自由哪里去了?而学科化与封建化对应,学科话语成了黑话,不同学科之间的公共语言在哪里?”

出路: 超越国家中心、学科界限


  问题一大堆,那中国人文社科的出路和未来发展在哪里?台湾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黄俊杰院长表示,进入21世纪,人文社科的新动向与全球化潮流、亚洲崛起相激相成,东亚人文研究迫切需要新的趋势和倾向。“东亚学者要将东亚作为整体出发思考,逐渐从国家中心主义转向东亚研究视野。”
  虽然诸多学者对学科分类日益细化和专业化有诸多诟病,但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认为,学科分类是自然现象,不是弊病,也不是要治的病,要改善的是学科研究的人文关怀,“西方、中国那些东西都要学,事实本身是最为重要的。”对跨学科交流问题,王家范教授认为,“跨学科研究的目标是整体研究。”华师大杨国荣教授也认为,确实需要知识分类,“但在为学科设置界限的同时,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而建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就是“寻找学科公共性的努力之一”,杨国荣说。

高研院:培养大师还是人文价值重建?


  近几年来,国内人文社科高研院建设方兴未艾,而世界第一所人文社科高研院由普林斯顿大学在1933年设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教授认为高等研究院应该是,“知识界、知识人的先锋营,蒙着眼睛往前打,然后恍然打出新的世界。”
  许纪霖认为,人文社科高研院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大师,否则大楼就没有意义。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则认为,国内大学纷纷设立高等研究院,要有平常心,“知识生产成果无法策划,可遇不可求,我的观察是中美本科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本科生质量越来越差,如此一来不仅是高等研究院培养大师免谈,研究生教育也免谈。高研院的成果,取决于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状况。”
  台湾大学廖咸浩教授也表示,高研院不应只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它需要影响大学人文价值重建,对普通本科生而言通过这个机构感受到人文价值,这点在这个人文价值和关怀日益失落、大学日益职场化的今天尤为重要。(记者 石剑峰)


[ 本帖最后由 张从兴 于 2008-6-17 23: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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