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旺红毛丹园留佳话
徐悲鸿好友韩槐准
66年前2月的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不远处是柔佛海峡传来的隆隆炮声，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对岸的新山，如狼似虎的大军压境，新加坡岛岌岌可危。三巴旺旧路8.5英里处的一个红毛丹园内，一位年届50岁的中年汉带着他的16岁儿子，悄悄地来到园地内一个小山坡，选定了两个位置后，身材魁梧，年轻力壮的少年就手握锄头掘土，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就挖掘了两个约两公尺深的洞，两洞的距离约两公尺。父子俩小心翼翼地将两个高一公尺的黑色水缸放进洞中，然后埔上草皮，让人看不出“暗藏玄机”，再栽上一棵黄梨（凤梨）作为记号。
这位中年人就是徐悲鸿战前在新加坡的好友、考古学家韩槐准，少年是韩老的长子岐丰。
他们是在做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将美术大师徐悲鸿嘱托代藏的数百件艺术珍品，包括瓷器、印章等，有些是徐悲鸿的作品，还有不少是徐大师多年来的收藏品。徐悲鸿在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就离开此地，以免遭到日军毒手。因为自从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徐悲鸿就以新加坡为活动中心，以美术报国，多次举办美术展览，为抗战救亡筹募巨额义款，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他是恨之入骨，他如果留在新加坡，生命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徐悲鸿寓居新加坡期间，在芽笼35巷的江夏堂（现为南洋黄氏总会会所）住了很久，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山下奉文率领下，从马来亚半岛北部哥打峇鲁登陆，一路南下。到第二年2月初，占领新山的日军准备进攻新加坡，许多抗日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纷纷撤离新加坡，徐悲鸿也不例外。但是徐悲鸿却放心不下他保存的千余件文物与艺术作品，单单他自己的作品就有上千件，兵荒马乱，战云密布，何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带走一部分，而留下一部分托人代为收藏。所以，在离开新加坡之前的几天，徐悲鸿一直忙着找寻藏宝的地方。最终让他找到了两处，一处是罗弄泉（Lorong
Chuan）一所安溪人办的崇文学校。另一处就是愚趣园。
愚趣园所藏之物归回原主
愚趣园所藏之宝命运如何？据韩岐丰十余年前接受画家欧阳兴义访谈时说，在日本统治新加坡的三年六个月（不是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虽然曾经有日本人到愚趣园来过，但是都没有注意到那个藏宝的地方。这样，徐悲鸿的这批艺术珍品和文物就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到日本投降才重见天日。岐丰叔已过世十来年了，他生前也跟我讲过这件事。他还说，战后父亲和他去将埋藏在小山坡地下的两个水缸取出来，将里头的瓷器、印章等一件不缺的交还给徐悲鸿。
徐悲鸿战后没有再到新加坡来，那些寄存的物件怎么取回去呢？1949年5月，徐悲鸿的学生陈晓南受老师的嘱托，从美国回国时途径新加坡，向韩老取回那批物件。事前，徐悲鸿已写信通知了新加坡好友黄曼士与韩槐准。黄曼士与韩老将他们代为收藏的艺术品与文物装了几大箱，让陈晓南带回国。今天人们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看到的不少珍品，正是当年在战乱中新加坡友人保存下来的，其中当然也有藏在愚趣园的珍品。
在收到这批珍品之后，徐悲鸿就写信向韩老表示感激，信中写道：“昨日门人陈君晓南过星，黄兄（指黄曼士）将弟存箱皆付带到，所有瓷器皆无损坏，而诸箱累曼士二哥及先生（指韩槐准）过于十载，诚生平可记之事也。”
1951年4月，时任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病中给韩槐准寄来手书汉棣诗及一段附文，诗文如下：
十年长忆海南韩，愚趣园中嘉会难；
篱落参差存古意，宾朋细品红毛丹。
槐准先生细选佳种手植红毛丹成林，早熟之日，辄邀嘉宾集园共赏。吾居星洲，幸首次与会，有“日啖红毛丹百颗，不妨长作炎方人”之句。于今别十年，每届季节辄生遐想，写赋短章，用寄相思。
由以上这篇诗文，不难看出徐悲鸿与韩槐准交情之深，说他们是莫逆之交也不为过。一个徐悲鸿曾经将数百件艺术珍品托人秘藏在新加坡郊外的，能受徐悲鸿之托，此人应不是泛泛之交，至少是徐悲鸿信得过的人。
徐韩笔谈如哑巴传情
韩老是怎么和徐悲鸿交上朋友的呢？这得从当年愚趣园的文人雅集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韩老在文物收藏与考古学方面已经名气不小，他也广交文人雅士。十分好客的韩老喜欢在红毛丹成熟的时节邀请新知旧雨到愚趣园雅集，郁达夫、刘海粟、张礼千、姚楠、关楚璞、张匡人、许云樵、陈育崧等都在愚趣园留下足迹。画家黄葆芳、马骏那时还是年轻小伙子，也是愚趣园的常客。徐悲鸿跟这些文人雅士交往甚密，很自然地认识了好客的考古学家韩槐准。
徐悲鸿跟韩老是怎么样交谈的呢？这可是个有趣的问题。徐是江苏人，讲华语有浓重的乡音，他最熟练的外语是法语，而韩老不会讲华语，他讲的海南话徐悲鸿一句也听不懂，他不懂法语，但会讲马来话，徐悲鸿对马来话是一窍不通。两人见面如何沟通？据韩岐丰说，红毛丹园雅集时，他的父亲可以靠张匡人、、陈育崧等本地人当翻译，与郁达夫、刘海粟、徐悲鸿沟通。如果只有徐一人与他父亲会晤，那就只好靠笔谈了。两人在纸上写字，你了写一句就到我写一句，简直就是哑巴传情。有时写到有趣的事，两人就笑了起来。岐丰说，那时我们一班小孩看到两个老头儿静悄悄地坐着，面对面写字，进行的是“无声交谈”，突然两人会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觉得非常有趣。
韩老是个典型的老一代华侨，身上体现的是老华侨的传统精神：爱国爱乡，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亲情，重友情，讲诚信。他晚年回国工作，正是要将自己的才学奉献给祖国，他将自己数十年搜集的文物（主要是明清两代的外销瓷器）捐献给国家，是这种爱国精神的体现。对于像韩老这样的老华侨，我们评论他的爱国精神时应当尊重历史，那时的新加坡华人，大多数都以中国为效忠对象，身在海外，心向祖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韩老对新加坡的历史研究与考古事业也做了很大贡献，他以化学方法鉴定文物的年代，对于考古学的贡献也受到各国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赏。韩槐准是属于新加坡的，也是属于中国和世界的。
割胶工人出身的学者
韩槐准生于1892年，字位三，海南岛文昌县（现为海南省文昌市）人，家乡是昌洒凤鸣村，跟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同乡。宋庆龄的父亲本姓韩，所以韩槐准与宋庆龄其实是族内人。韩老先生因为家贫，入学很晚，14岁才进家乡的宝教学堂，17岁进蔚文学堂，21岁才完成学业，学历只等于新制的小学毕业。韩老离校后在家乡与友人合资经营一家染坊，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化学知识与染布技术，经营失败，负了一身债。在染坊业务略有起色时，韩老经再三考虑，决定出洋谋生，赚钱还债。
1915年，23岁的韩槐准将染坊交给胞弟植准主持，与族侄韩衍元一同乘船到新加坡来。初到新加坡时，韩老找不到工作，他跟其他“新客”一样，寄宿在同乡的店屋，但这绝非长久之计。经一位堂兄介绍，韩老到离新加坡不远的印尼属井里汶岛的橡胶园当书记，每月工资只有新加坡币8元，而当地割胶工人每月的工资可以多达60至70元，韩老思前想后，决定当割胶工人，园主那时又需要书记，就让韩老身兼两职，既是书记又是胶工的韩老既是“加薪”也是“加辛”。每天天没亮就摸黑起身，赶去胶园弯腰割胶，胶园里蚊子多，像微型轰炸机在胶工耳边嗡嗡响，朝胶工的脸上、手上进攻。一直弯腰工作，久了必定腰酸背痛。所以，胶工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拜树头”。
每个月七八十元的收入，对于生活简朴，无不良嗜好的韩老来说，算是入息可观了。他除了维持基本生活用到一点钱外，收入的大部分都存起来。工作了短短两年，他就有了数百元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财富。韩老有了这笔钱，他首先想到的是还债，就这样，他用了几百元还清了在海南乡下欠的债，又用200元加入新加坡小坡大马路（桥北路）神农药房成为股东。韩老不仅是股东，他还在这家药房当助理配药员，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宿在药房的二楼，神农药房实际上就是他的家，他一生的事业就是在这里有了一个大转折。
由于工作上需要接触化学药物，韩老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化学，从而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与配药技术。他最先运用这些化学知识与技术到冲印照片上，摄影是他的一大嗜好，他在药房二楼设了间小小的暗房，自己动手调配洗相片的药水，将自己拍的照片冲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不像现在几乎人人都会拍照，人人都有相机，当时除了照相馆之外，很少人能自己冲印照片的。韩老不仅自己冲印照片，他还别出心裁，在照片印放上玩花样。如在底片上写字，印放时照片上就有文字。又如将小小的人头像印在风景照片上端，造成两张照片合为一张的效果。韩老七八十年前拍了大量的照片，如实地为新加坡河景色与小坡大马路（桥北路）及勿拉士峇沙路的街景留下记录。
韩老的兴趣广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将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运用到考古领域，从而开辟了一条以科学方法鉴定古代文物的新路。在历史与考古领域，他专注于南洋史及明清两代的外销瓷器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钻研，终于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已故历史学家许云樵教授说：用精确的现代化学方法来鉴定古代文物的年代，在华人当中，韩槐准是第一人。
由于在考古方面的成就非凡，韩老在收藏家眼里是个可靠的鉴定家，因此，经常有收藏家、历史学家与考古专家到愚趣园上门求教与交流。岐丰叔生前跟我说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的麦唐纳也到过愚趣园，向韩老请教关于瓷器的事。妙的是韩老不会讲英语，但马来话讲得十分流利，因为早年他在印尼的井里汶住过，在那里学会了讲马来话，而麦唐纳也会讲一点马来话，两人有时用马来话交谈，谈不下了就由麦唐纳带来的华族官员负责翻译。
韩老的名声远播，连远在纽约和伦敦的博物馆也写信向韩老请教。1952年，莱佛士博物院（今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院长向设在伦敦的英国东方瓷学会推荐，这个国际权威的瓷器研究组织接受韩老为会员，这是该学会在新马两地的第一位华人会员。
韩老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也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1961年，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传来讯息，欢迎韩老回国从事考古工作。韩老动心了，毕竟中国是个文物和考古大国，那里给他提供更广阔的研究空间，而韩老的思想状态仍是以中国为祖国，自己是侨居海外的中国人，树高万丈，落叶归根的观念在韩老的脑子里可说是根深蒂固。
1962年3月17日，韩老偕夫人、幼子崧丰与幼女雅樱乘轮船回国。那年他满70岁，在南洋生活了47年。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岳丰与崑丰早在1958年已回中国。长子岐丰及家眷则留在新加坡。
回国后，韩老受聘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重点是明清两代陶瓷的研究。在北京工作期间，他曾有专著在《文物》月刊发表。1970年10月2日，韩老因患胃癌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终年78岁。
韩老北归之后，愚趣园也易主，如今再去旧地，当年的红毛丹树成林的胜景已消失，战前参加雅集的文人名士几乎全都走进历史。
我记忆中的愚趣园
愚趣园这个占地两英亩多的园林，坐落在三巴旺旧路，这条旧路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因赛车而闻名，后来因发生多起严重的赛车意外而停止作为赛车场。据岐丰叔对我说，愚趣园是在1936年他父亲用700新元买下的一块斜坡地，准备用来种植红毛丹和做住家，红毛丹树最多时达两百多棵，其中不少是韩老用接枝法繁殖的无核红毛丹，在当时是南洋水果中的一绝。
园里先后建了几栋木板墙亚答叶屋顶的房子。韩老和夫人以及子女住在大屋子，那间大屋叫愚趣园，另有间较小的屋子叫“愚趣斋”，那是韩老的书斋，他阅读、写作、研究文物都在这里。另外还有间屋子是让亲朋好友住宿的，徐悲鸿曾在愚趣园小住数日，相信就住在着间屋子。
愚趣园和愚趣斋两所屋子门上挂的横额是徐悲鸿的手书，不过“愚趣”二字是韩老自拟的，他曾解释二字的意思：“愚”是韩老自谦，说自己生性鲁钝，而“趣”则是乐在其中，“愚趣”者，“愚中作乐”之意也。
愚趣园是我小时候去过多次的地方。韩槐准老先生是我们海南文昌韩氏家族的德高望重的长老，按我们韩氏族内辈序，韩老是我的祖父辈，我从小就称他老人家为“槐准公”。他晚年不在神农药房工作，而是居住在远离市区的三巴旺，但还是经常到市区来（我们称“下坡”），每次下坡，他例必到神农药房见见老同事和乡亲，还不忘到我父亲和亲戚合资经营的杂货店（店号叫“建必成”，坐落在加华街，现在国家图书馆的位置）来坐谈。我如果当时在店里，槐准公一定会问我读书读得怎么样啦？什么时候到愚趣园去玩呀？在我的眼里，槐准公是个非常和蔼慈祥的老人，圆圆的大脸庞，笑口常开，穿一套很接近中山装的唐装。
我到过愚趣园多少次，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每次去，最高兴的是吃无核红毛丹。我多数跟槐准公的三男崑丰接触，崑丰是我的叔辈，但年纪只大我几岁，他在公教中学念初中，我是公教附小的学生，崑丰叔是我的学长，对我特别友善。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崑丰叔在公教念完中学，槐准公就将他送回中国深造。
我到愚趣园，很喜欢到林子里看花草，跟着大人摘红毛丹，跟槐准公很少接触。只有在他老人家留我们吃饭时，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才有机会听听他讲话。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徐悲鸿、郁达夫、刘海粟我都很陌生，这几位文化名人和愚趣园的关系，是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的。愚趣园已随槐准公远去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不会消失。
注：本文关于藏宝部分参考欧阳兴义编著的《悲鸿在星洲》。
（上文已收入新加坡美术馆出版的《徐悲鸿在南洋》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