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及其应用
何逸敏
在西方，翻译通常被看成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个说法源自意大利语，因为在意文中，“译者” 常常被误指为“叛逆者”。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源于比较文学领域。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翻译当中存在的创造与叛逆是决定翻译作品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据其观点，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翻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使译作向原作无限靠近的主观努力，而叛逆则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未达到某种目的而造成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在实际的翻译中创造与叛逆共存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中户不可分。
基于这个原因，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 挨斯卡皮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个新的术语，并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法国比较学者在解释这一点时说：翻译之所以是“叛逆”，因为它使作品进入了设想以外的“参照组织”（语言学上的组织），而它所以是“创造性的”，则因为它使作品产生了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新的文学交流的可能，因而使作品置身于新的现实之中。这也就使作品获得了“第二生命。”我们说。作品从一种语言组织进入另语言组织，必然要产生不同于原作的某些因素，而另一方面，原作中的某些因素是无法全部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因此在翻译中往往要失去一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无论如何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忠于原作，成为它的复制品，因而它是一种“叛逆”。
钱钟书在解释“译”，所以是“讹”时，指出这是因为有三种距离造成的。
一是两种文学之间的距离，二是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距离，三是译者的理解和他自己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钱钟书随即生动地描述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是很艰辛的历程。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另一方面，翻译既然进入了一个新的语言组织，就必然会真增添新的因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上了译者的理解、风格等个人色彩，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创造性，所以说，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
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这样一个观念指明了译者和原作者，译作和原作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译作不可能是原作一成不变的复写，它经过译者的思维及自觉或不自觉的个性的处理之后，不仅在外形上发生了变化，在内在精神上也会与原作产生某种程度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译者无论怎样自觉地“再创造”却又不能脱离原作。换言之，他的任何“再创造”都要以原作为标准，如果较大限度地脱离原作去自由创造，那就不是“再创造”，或者说，不是翻译，而是“改编”或者“创造”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论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翻译的见解。
例如，郭沫若说：“以这要具备四个条件：
1、语言知识要丰富；2、对原作者要有很好地了解；3、对原作者要有研究；4、对本国文学有自由操纵的能力。
钱钟书提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西方也有很丰富的翻译理论和众多的流派。如，“等值说”、“归化说”、“异化说”、“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等等，不一而足，翻译的派别是那么多。
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林纾所写的小说里就有大量对原文的歪曲、增删，因而造成了严重的错讹与叛逆。
林纾不通外文，但却与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他的译文不仅讹脱错漏所在颇多，而且常常信笔增删，随意以改篡。如：林纾译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第五章结尾刻意描写鳄鱼和狮子的搏斗，但其实狮子抓住鳄鱼的脖，决不会整个爪子象陷在烂泥里似的，为什么“如人之脱手套？”鳄鱼的牙齿既然“陷入狮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狮腹”。谁输谁赢？怎样了尾？书中并未明白交代，要知就只好去读原文了。
林纾讹错的原因有很多，颠倒讹脱在林纾的译文中相当普遍。
一是林“译书”的速度相当快，实在是惊人的。二是下笔如飞，文不加点有它的代价。三是翻译的难度。四是助手造成的许多讹错。五是翻译热情的消失。前期多创造，后期多讹错。六是两种语言上的双重叛逆。
但他的翻译因为有了一种情趣和魅力，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五四前后的中国广大读者了解外国文学打开一条通道，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译作。
其实，早在1862年清政府以着手成立京师同文馆从事翻译外国刊物。出现一批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林纾，还有严复、梁启超、徐寿等。其中以严复和林纾最为出名。“五四”以后，翻译事业进一步繁荣。 不仅译作数量大增，质量也进一步提高。出现了鲁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郑振铎、周作人、耿济之等人积极倡导、热心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作家。当时的翻译对被压迫奴、被损害的弱小民族文学高度重视。例如：1921年的《小说月报》出了“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汇集了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犹太等民族的文学作品。注重翻译现实主义文学，但也不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翻译的数量与质量都显著地提高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
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