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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报告文学)---(zhuan )
2008-06-24 1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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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梅 发表于 2008-06-24 10: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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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读 ——没有硝烟的战场
翻开词典辞海以及辞源，见与“陪”字相联的词有“陪伴”、“陪衬”、“陪嫁”、“陪侍”和“陪葬”等等，就是没能在找到“陪读”二字。“陪读”一词究竟生于何时？陪读一事到底始于何年？我不知道。但我揣想，过去跟着书生上京赶考的门客和书僮应当算作是陪读的；后来有妻子随着丈夫或丈夫随着妻子去国外深造也应当算得是陪读的。然而这两种陪读跟眼下我们所见到的耳中所听到的陪读比起来，真就显得有点简单有点苍白有点不够份量了。记得十年前我曾在一家报纸上看到过有关母亲为了孩子的成材，牺牲了自己的年华岁月去陪读的报道，当时我还能以一种平常的心去看待去评价，我认为那位母亲很伟大，换作我，我做不到。然而，眼下在中国的大地上，大家伙儿在没有商量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从悄悄地进行到突然间就成群结队浩浩荡荡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他们形成规模形成气候形成一股大潮涌到学校（不仅是重点学校）附近绕在孩子身边，为孩子洗衣做饭恨不得代孩子吃喝拉撒睡的家长们硬是将“陪读”一词演绎得意味深长、枝节横生，真是令笔者感慨并感愤。眼下这种陪读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可以用这样一个俗词来形容，叫做“史无前例”。它带给人的震惊和困惑，尴尬和无奈，几乎要超过我们能够去冷静思考的极限。
孩子上了高三，就像是鬼子进村了！
中秋节，外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吃午饭，去了，结果登门不见人影，这让我很是生气，本来准备打道回府，想想外甥是个孝顺诚实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造成如此差错，于是拨了他的手机号。
回道：“五姨你不要动，我马上让人开车来接你。”
开车人把我带到一中附近一所简陋的楼房前，向我指了指二楼。进了屋，看到外甥媳妇正在桌子上摆放丰盛的饭菜。
见我发愣，外甥这才拍拍头笑道：“忘了告诉五姨，上月底我在这里租了套房子，为了孩子上学近些……”
吃惊。他们在城里是有房子的啊，而且那座别墅式的套房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前年新造下的，无论是四周的环境还是里面的结构，都是这所简陋的房子远远不能比的。住得好好的，搬个家容易吗？仅仅是为了孩子上学近些？能近多少？越来越大的孩子竟变得连多一点的路都不能走了吗？
外甥媳妇见我数落她丈夫，就走过来打岔道：“五姨，您可能还不知道吧？你的大侄孙子上高三了！我们在这陪读哩！”“陪读”一词被她说得理直气壮。
于是“陪读”进入我的脑海。
不善言辞的外甥扳着手指向我算了一笔账：孩子是走读生，一天六趟，无论是坐公交还是骑车，五里路程一趟按十五分钟计算，路上的时间加起来最少是90分钟，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能让孩子多睡四十五分钟的觉，还能挤出四十五分钟的学习时间……
见我苦笑着摇头，外甥媳妇叹声气道：“这个高考啊，搞得中国人神经都要出毛病了……孩子上了高三，就像鬼子进村了……”
我忍俊不禁，笑她做了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喻。
她也笑了，然后向我解释：
“真的——凡是家有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没有一个不高度重视高度紧张的，一天到晚就跟要打仗似的……心都吊着！像我们这样的情况还算基本正常，有好多外地的，乡下的，他们为了陪读，背乡离井，妻离子散，还有家破人亡的……（见我用手势要制止她，她哈哈一笑）我吓着您哩——有好多乡下人，母亲来陪读，父亲在家种地或外出打工，留下老人看门守户，这还不叫背乡离井，妻离子散？有在前方的，有在后方的，有挖战壕的，有埋地雷的，有运送炮弹的……这跟抗日战争又有什么区别？”
我被她信马由缰的散扯逗笑得喘不过气来，问她，怎么还要挖战壕？地雷又是什么？谁又是日本鬼子？陪读又怎么能造成家破人亡？
她却一脸的严肃：
“我说的战壕是一种比喻——您看我和你外甥现在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地雷也是一种比喻，就是陪读家长和学校老师之间的私下协议（我从一个名叫陈慧的采访对象那儿确实看到了一份书面协议）——反正就是变着法儿让孩子拼命学习全力迎考；前方后方好理解，学生肯定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家长是大后方；至于日本鬼子嘛——那就要看各人家孩子的学习状况了，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用心用功成绩好的，那他就是家长同一战壕的战友，日本鬼子就是高考，如果是个不肯用心用功的孩子，甚至跟父母抗拒抵制学习的，对不起，那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鬼子了，全家，包括学校的老师都是要一致抗日的……”
外甥媳妇的比喻让我心惊肉跳。
“我们是从高三开始陪读的，有的从高一就开始了，还有的从初中就开始了，如果一年考不取就再念一年，如果再考不取就再复读，直到考取为止，时间一点也不比八年抗战短。中国人的牺牲精神，众志成城的协作精神，抗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民族精神……除了鬼子进村了，中国人不得不迎战，还有什么能与陪读相比？”
见我没有再提出异议，她的语气沉重起来，“有一个企管人员的妻子，在家是一个民警，孩子的成绩原本不怎么好，是拿了一万多元的钱才让孩子上得了这所重点高中，也是望子成龙，母亲辞去了工作，来这里租房子陪读，结果孩子的父亲在家被第三者插了足并怀了孕，只好离异。孩子得知消息后，成绩更是一落千丈。母亲有苦不能说，为了孩子她只能装成没事人一样，但她的心里是无法平静的。那天，当母亲看到孩子的月考成绩落在了后面时，实在忍不住就打了孩子一巴掌，结果孩子一气之下，服毒自杀了……这不是家破人亡又是什么？可怜，这孩子自杀前将自己的头发梳了又梳，然后给妈妈留下一份遗书：‘妈妈，在这个高考的战场上，我只能当个逃兵了……您知道我有多累吗？平时我连梳头的时间都用上了，可我还是落下了，前面的路我看不见光亮，我觉得一个人这样活着太没意思了……妈妈你多保重！我知道你是为了陪我，爸爸才和你分开的，我走了，希望你们能重新开始……你的不争气的儿子绝笔……’”
外甥媳妇说到这里哽咽住了，我早就为之流泪了。“陪读”让我震惊！
有点饿了，菜也早摆上桌子了，可就不见他们开饭。外甥一会儿去窗户瞅瞅，一会儿又看看手机，我这才知道，考生家长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方式都要以考生为准为转移了。
一会儿孩子回来了，蔫蔫地放下书包，喊了声“五姨奶”就坐到桌子边，接过妈妈递上的饭，爸爸夹上的菜，闷头吃了起来。外甥和外甥媳妇这才端起酒杯敬酒，说“祝五姨中秋节快乐！”闷头吃饭的孩子突然抬头问了一声：“今天是中秋节啊？”他的这一问让我的心里又不禁一揪，他从小可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孩子啊！一个高考学生竟然麻木到了这种连今昔何年都不知道的地步，这是孩子的悲哀还是家长的悲哀或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孩子吃过饭，进屋午睡去了，外甥媳妇用手中的筷子向外面一划拉说：“这四周，住的全是陪读的，所有的小区，都成了陪读村了——我们又叫它抗战村。有多少高三学生就有多少陪读家长你信不信？你不要慌着摇头——肯定还不止，还有好多高二的、高一的，甚至还有初中生都有陪读的了……要不是所有的陪读家长都怕别人打扰，我真想带你去走访走访他们——每个陪读家庭都有好多故事，也有好多辛酸……”
恰好中秋过后由我主持召开了一次《映山红》女作者“我的位置”主题讨论会，会上一个名字叫做白淼的女作者的发言又加深了我对“陪读”的印象。
她来得最迟，到了就发言，发言就一句话：“我的位置就是：站在窗口，望着路口，身在里头，心在外头。”发了言她就要走，说孩子就要放学了，她的菜还没买。负责会议记录的记者郑红梅有着职业的敏感性，一定要她再多说点什么。她只好又心神不定地坐下来，解释说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女作者了，她只想当一位称职的陪读母亲。她现在生活的中心是孩子，生活的方向是孩子的高考，她连自我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位置！
“陪读”二字搅动了我内心的平静。
散会过后，我甚至连家也没回就开始了我的相关调查和采访。
[ 本帖最后由 雪梅 于 2008-6-24 10:08 编辑 ]
- 雪梅 发表于 2008-06-24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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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老了的时候要写一部书，书名就叫：儿子，我对不起你！
白淼我早就认识，十年前也是由我主持召开的一次文学笔会上，她是女作者中最出众的一个。不仅长得美，有气质，而且很有才华，那时她已经是省内很有名气的一位女诗人了，她的诗作不仅经常出现在各大报刊杂志上，还常常被广播电台选去配乐朗诵，同时她还拥有一份很优厚很高雅的工作——广告设计，她的平面设计在她们县城里同行业中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一转眼，几年过去，她寄给我的作品日渐稀少，后来干脆一篇也没有了，但每到逢年过节，她总要给我发些短信过来。先我也没怎么注意她的封笔之举，反正皖西地区不乏写作之人，心想她在文学上的淡出可能与她广告设计业务比较繁忙有关。
十年后，也就是中秋后，我打了她的手机，通知她参加这次女作者专题讨论会，她一口答应了，还开心地表示感谢：“哎呀——大姐，没想到你还记着我！”
后来开会时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却是令我十分困惑，一个女诗人和广告设计的专业人才与一个陪读母亲的角色真是相去甚远。
采访便从她开始。
“你怎么想到要当陪读母亲的？”
“尽管现在陪读是大势所趋，但我不是一个追风随大流的人。我有两个亲戚，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里。在乡下的那个家里很穷，孩子原来在农村中学基础也打的不牢，但孩子的父母花钱把孩子送到城里来念高中，他们在城里一边打工，一边陪读，结果这个孩子竟然考取了芜湖二本。而那个城里的，父母只顾自己工作，忽视了对孩子的看管，结果一个成绩本来很好的学生成了一个抽烟、喝酒、玩游戏、打群架的问题青年，最后还被公安关过。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大姐你说我该怎么做？”
“我听到了你在会上的简短发言，我感到了你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是的，我是从孩子初一时就开始陪读了，从35岁到41岁，这个年龄段正是人出成果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鼎盛时期，正是人知识才华和能力处于最佳状态的时期，我却像一艘开足了马力在宽广的海洋上破浪剩风的快艇一样，一下子不得不搁浅下来，双脚被深深地锚在了我无法自拔的沙滩上，我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和所有的爱好，我要重新来认知我所充当的角色——实际上我就是要放弃自己，舍了自己，为孩子而活，自己已经不存在了。
“从我住惯了的家乡来到这里，可以说是举目无亲，面对被高考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我要尽我所能来当好一个母亲。家里不敢放电脑，也不敢开电视，我就像一个囚犯，被无形的绳索紧紧地綑住了，又被一双无形残忍的大手牵引着，向一个拥挤狭窄的地方狂奔……我用理性将心中的痛苦紧紧地捂住不让它在孩子面前有丝毫的显露，而搅动它的是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不看重金钱，但我喜欢我的工作和我的事业。有时我拿头往墙上撞，尽然一点也不觉得疼痛……
“孩子上学去了，我实在找不到可做的事做了，就站在窗户边发呆，看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经常没来由的就哭了起来……疼痛的诗句便脱口而出：
我锁住了我的笔/ 白纸上风在呜咽/ 可为何又锁不住锁不住天空西去血红的酡云/ 载着悠悠的雁叫/ 轻轻地轻轻地飘过我的窗口……
“还有一首诗，我现在想不起来它的原句了，当时我是哭着吟出的，表达的是一个意境：在一个白色的世界上，惨白的月光照在白色的城市中心，我站在月光下，猛然回首，却发现我黑色的影子‘着迹’在高凹不平的街道上，使我的影子扭曲得可怜可怕，然后我在惊悸中叫破了结痂的伤口，心中的鲜血便汩汩而出…… 噢，对了，我想起了最后两句：
红丝巾 撕破/ 裹住我的哀伤……
“红丝巾是红色的，血是红色的，惨白的月光，黒色的影子……颜色的反差暗示着我角色的反差，表示我内心不能自拔的痛苦……”
我说：“是啊，你原来是个诗人，诗人的性情是不能被拘绊的，然而你现在完全被陪读妈妈这个角色所禁锢，可以想象你的挣扎，你的无所适从……我记得你是挺喜欢看书的，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空闲看看书写写东西啊！”
“大姐你知道的，无论是看书还是写文章，都要有适合它的心境，但大姐你可知道一个陪读母亲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紧张，焦躁，孤独，困惑……眼前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又是那样的飘忽不定，一切都是变数。原来的日子是从早到晚按天过的，现在的日子是论分论秒过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碎成多少分分秒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光靠做母亲的决心或豪情是不行的，我们拼的是毅力，是耐心，还有就是对孩子深深的爱。孩子何时起床，何时上床，孩子何时上学，何时放学，就连他何时刷牙何时喝水都要有定时，时间的刻度一点也不能乱，乱了就会影响他的心境。孩子每一顿饭的口味，孩子每一时刻的情绪，孩子每一夜的睡眠，孩子每一次出门的穿衣，孩子那天的说话口气和孩子今天的走路状况都无不牵动着母亲的心……如果情况有了异样，母亲就要和学校老师取得联系。陪读母亲的手机要24小时开通，孩子上学以后的每一次电话铃声响，都会让陪读母亲的心跳变得不正常……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有多少心思去看书写文章？”
我问：“你当陪读母亲是你自己的选择还是出于你老公或孩子的要求？”
她开口便答：“出于我自己的选择。”
“后悔过吗？”
“痛苦过，但从未后悔过，因为我明白我现在这样的做，就是为了将来不后悔。我是母亲，孩子是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的成长，他的前途，我都要对他负责。孩子读中学期间，正是他青春发育从少儿转到青年的关键时刻，最主要的是，这个时刻又是他人生成鱼变龙的关键时刻。如果我只为自己考虑，只看重我自己的生命价值而耽误了孩子，我想我死都不会瞑目的。我也曾自我追问过：我这样做值吗，思考之后，觉得还是值的，最起码，我对得起一个母亲的良心，对得起一个母亲对于儿子的爱……”
我说：“但人光靠理性是不能淡定自己的。”
她说：“是的，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然而，我却太累了……当我一想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自己的生命价值一下子付之东流了，心里就很不平衡，背着孩子我常常陷入不能自拔的迷茫和困惑之中，就有了那诸多无法言说的无奈和悲伤。”
10点30分了，白淼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开始做饭了，胡大姐你随便啊，今天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说，我肯定要在你家吃饭的，我要看看你的儿子。我现去皋城中学门口转转，然后再回来。
皋城中学是我市的一所师资力量最棒的民办初中，因为学生平均高分飚升不下，以及它们历年考取六安重点中学的人数一直遥遥领先，无形中它已经成了大家公认的市重点中学。穷人也好，富人也罢，小学毕业的孩子都为能上上皋城中学而自豪，结果这个学校连年让夜里就在校门口排队报名的人挤破了院墙。初中生11.30放学，还不到11点，校门口准备接孩子的家长已是“人山人海”。我在这里用了引号并非它是反语，而是着重，并不宽敞的校门外布满了车辆和人。据我所知，这个学校今年初一就招了28个班，一个班至少有70人，初一学生一般都有家长接送，以此类推，可以想象“人山人海”词不为虚。
我钻进人群中开始找家长聊天，很容易就搭上了话，因为等人是件枯燥乏味的事，有人腆着笑脸和你说话，正是打发无聊的好时候。这位陪读母亲告诉我，她是三十铺乡的，儿子今年托人搞到了皋城中学，于是他和孩子的爸也都跟着来了，他在街沟摆了个自行车修理铺子，她就当起了专职的陪读妈妈。
真的有从初中就开始陪读了！
所有来接学生的家长们并不拥挤，他们都站在一定的位置上不动，眼睛直直地看着尚未打开的学校大门。我问一位站在树荫下的父亲：“这么多人，你孩子出来怎么知道你站在哪里？”她用脚点点了树根说：“知道的，我们约好就在这棵树下接头。”
果然，一会儿孩子们涌出校门，都各向各家长身边跑去，一点儿也不混乱。
我真是服了他们了。
高中是11点40放学，我12点准时回到了白淼的家。为我开门的是白淼的孩子东东。
第一眼我差点把东东当作了女孩子，文静、腼腆、秀气，脸上总带着甜蜜蜜的微笑。我的皮鞋还没脱下，他已将拖鞋放到了我的脚下，然后又一转身将我的挎包接过去挂到了壁挂上。
“多细心多懂事的孩子！”我对已摆好了饭菜正恭候在饭桌边的白淼说。
“是的，这孩子的心比女孩子还细。”白淼的脸上满带着欣慰和自豪。
白淼做了红烧子鸡，油暴河虾和番茄汤。菜做得非常好吃。饭吃过了，我的面前一片狼藉，鸡骨头，虾皮，番茄皮，还有生姜块之类，而白淼和牛牛面前除了几节光光的鸡骨头，什么也没有。我很好奇，问白淼是怎么回事。
白淼笑着说：“我让我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凡是能吃的，烧好了，就都要吃下去，包括虾皮和生姜……我们的家教很严。如果我家来了客人，孩子不主动上前打招呼，客人走后，是要挨罚跪的，我的牛牛也是。”
我的心里一震。
吃过饭，我想勤快一把，把小房间床上的被子扯开了，说牛牛来午睡吧。谁知牛牛的脸红了，说他的房间是那大的。我问，那你爸爸要是来了和妈妈睡哪儿？回答是：小床。
我的心里又是一震。
我问孩子：“你妈妈在这陪读，你感到很温馨是吗？”
回答：“是的。”
又问：“你从小到大和母亲没有分开过，是吗？”
回答：“是的。”
再问：“那你现在是高三了，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你还希望母亲和你不分开吗？”
回答：“是的。”
我一下愣住了，尽管从他们母子之间相依相伴的情景里我已预感到以上提问的答案就是这样，但我还是让孩子这种毫不犹豫的回答怔住了。我几乎不忍再问下去，但最终我还是听到了我最担心的孩子的表达：
“我知道我上了大学就不能再要妈妈陪了，但我已经养成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习惯了，我想象不出来，自己上了大学，没有妈妈在身边……我是什么样子……妈妈又是什么样子……”
牛牛上学走了，下午我和白淼的话题就围绕着孩子开始了。
“牛牛的性格是从小就这样，还是后来被你塑就的？”
“这孩子从小就很乖，以后大了，我更加注意让他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的孩子从小就学会约束懂得自律。”
“你不觉得你的孩子有点太乖太听话了吗？”我很想再加上一句，“太没个性了”，但想到白淼的脆弱和敏感，想到孩子在她心目中的位置，我还是忍住了没说。
然而就在这时，白淼突然用双手将自己的脸捂住，再抬起头来时，一双美丽的大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的内心也很矛盾，很痛苦。我的姐姐也曾说过我，说我的孩子是从我的书中走下来的，她说我的孩子只能念书，如果到了社会，就很容易受到伤害……我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但孩子小时候我对他严加管教，是怕他被这个复杂的世界带坏了，想他成为一个善良正派诚实有用的人，后来孩子上学了，应试教育又如此的严峻，我的孩子不能连个大学也考不上，于是围绕他的成绩和成长耗尽了我的心血——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顺应一种无形的牵引和惯性，把自己和孩子都拖进了这样一个模式中。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着不尽追求的女性，我在照顾丈夫、教养孩子、兼顾事业上分裂着做人，那心里的痛，别人体味不了。现在当了全职陪读母亲，可能我在无意识里将那种无从着落的情感都加在了对孩子的所谓爱里，从某些方面来讲，我害了孩子……”
白淼的眼里又汪满了泪水。我也被她的痛苦和无奈所感染，心里戚戚的，我用眼神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大姐，谢谢你来采访我，听我说了这么多的话，真的，我可能一辈子在别人面前说的话加起来都没有我今天说的这样多，而且，我今天跟大姐说的都是心里话……我刚才说到是我害了孩子——我举一个例子，在孩子小时候，我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有一个伸向路边的枝子上结了一个石榴，我家的孩子每次从那里经过时，总要绕开了，生怕碰掉了它。但是有一天，他的邻居小朋友来了，我家的孩子和他的小朋友在此之前都是没有吃过石榴看过石榴的，这个小朋友见它红红的样子很好看，就一伸手摘下了它，先用嘴在皮上啃了一口，眉毛皱了起来，摇摇头说，这皮不能吃，然后又用手掰开了它，看到里面的籽，拍着小手笑着叫道：‘哦——是这个样子啊！’那种勇敢和探索精神在我家孩子的身上就很少出现过。
“我再做一个比喻，有一天，我带孩子一起出去散步，前面有一个小水坑，如果让孩子自己走过去，孩子最多就是掉下去湿了脚或湿了衣服，然而，我没有让他自己走过去，我将他拉了回来或抱了过去——是我代替他过了这个小水坑——我想，孩子总要离开母亲独立面对大江大海的，他连过小水坑的经历都被所谓的母爱剥夺了，他又如何在今后的大风大浪里经受摔打……”
“你自然明白这此道理，为什么不去试着改变一下呢？”
“我又何尝不想改变！可已经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我每一天都在想着要改变这种状况，但似乎每一天对于孩子的学习来说又都是那么重要，那么不能被打扰，那么多的作业，那么多的考试，那么严峻的就业问题……我找不到哪怕是一点点可以进入的缝隙来打断一下孩子，让孩子能独立面对世界独自经受自己必须要经受的事，孩子成了学习机器，其余的事都是家长帮着做了，或者代替做了，于是家长和孩子都在浑然不觉中，一个成了空空的螺壳，一个成了驮重的寄居蟹。
“大姐你也看到了，牛牛上大学都还想要我继续陪读，说明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话又回到高考上来，学生和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的老师们都如临大敌似的，我又岂敢在这样的时候来改变孩子的秩序，搅动他的心境！
“我现在对待孩子就像是在手心里捧了一个易碎的玻璃珍品，尽量让他在平稳平静中保持平衡，我小心翼翼的捧着它，踮着脚尖儿，憋着气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把它放到象牙塔上……我也知道，即便我手中的玻璃珍品上了象牙塔也只是好看而已，它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它又能经受多少风浪？它自己原本的价值、作用以及位置就仅仅如此？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想等我老了的时候，我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儿子，我对不起你！我要用我教训，我的忏悔来告诉世人，高考使我和儿子的人生都变得多么失败！”
一个因高考的压力而失重的一个陪读妈妈！
[ 本帖最后由 雪梅 于 2008-6-24 10:08 编辑 ]
- 雪梅 发表于 2008-06-24 10: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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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俊说：“你在更年期，我在青春期，我两慢慢磨合吧！”
选择陈慧作为我的另一个重点采访对象，是因为我想在我的这篇报告文学中能树起一个健康的阳光的高中生形象，陈慧的儿子俊俊在前年圣诞节晚会上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2005年12月24日的晚上，我在家里组织了一个圣诞晚会。来过节的有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也有我的亲威，人挺多。俊俊是跟着他的舅舅陈巨飞一道来的。陈巨飞是我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华的80后年轻诗人。俊俊和他舅舅的到来，使整个晚会进入了高潮。这孩子的长相就如他的名字，一个字：“俊”！站在圣诞树前，就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他猜谜的速度和对主持人提问的应对能力是所有在场的孩子都望尘莫及的。
那年，他读高一。
我们用击鼓传花的方式让被捉住的人表演节目，有的唱歌，有的学动物叫，临到俊俊了，他给大家朗诵了一首他即兴创作的诗，题目好像叫“勇敢的心”：
当（这里有个词，我们都忘了）响起的时候/ 一个少年站了起来/ 你用最后的生命/ 吼出带血的自由……
不知那时在俊俊敏感的下意识里，是否已经觉察到了高考已经逼近，一个即将要冲杀疆场已毫无退路的战士在这短暂的放松里，喊出了内心深处的担忧和渴望。最后他又主动要求给大家讲个笑话，是什么笑话我记不得了，但我记得他的表演引起了轰堂大笑。在彩灯的映照下，这个少年开朗活泼的性格，聪慧机灵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栩栩如生。
电话中约好后，我和陈慧在六安二中的站牌下接上了头。陈慧说：“胡老师，我先带你在这四周转转好不好？”没等我回答又说，“这附近所有能住人的房子全部都租出去了——住的都是陪读家长。呶，你看，这旁边一阵一阵走着的，都是陪读母亲——她们走路的样子跟当地的居民和上班的人不一样——眼里没有神，腿上没有劲——囚、囚的（qiu是六安土话，应该读去声，但中文里没有这个去声字，意思是缓慢地向前移动着身子，没有目标，没有活力的样子）。”
观察了一下，果然不错，她们的手上都拎了数量不多但很新鲜的蔬菜和很昂贵的鱼虾肉之类。我提出要去菜市看看，陈慧答应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观察，看到那些“囚、囚”的人在菜市里走过来又走过去，这里瞅瞅，那里摸摸，总是打不定主意的样子，最后又都在最昂贵最时鲜的菜前下手并还价。虾，二两；鱼，一条；瘦肉，半斤……
陈慧告诉我，每天买菜也是陪读妈妈头疼的事，就想给孩子做些开胃的菜，但似乎觉得孩子每天都没有什么口味，真不知道孩子究竟爱吃什么——到了菜市场就像是狗咬刺猬，没处下牙了。
我蹲下来也装作买菜的问我身边的一位母亲：“你买这么少怎么够吃？”
她转过脸来看看我反问道：“你不是来陪读的吧？要不你就不该住在这，你应当住到上院去才是——我也想多买啊，买得起吗？够孩子一个人吃就行了……”
他的话让我记住了“上院”二字。上院是一中附近一个比较豪华的“陪读村”，年房租是一万多元。陪读的贫富现象跟社会也上是一样的有差别。
拥挤不堪的桶子楼里，房子都是一格一格的，每一个格子里都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灯而已。衣服晾在床上，杂什堆在床下，公用的水池边摆满了锅碗瓢勺和刚买来的荤素。但这些小格子里都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甚至连椅子的腿都擦得油光锃亮的。
陈慧的家比他们要宽敞些，是个小套间，也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说陈慧，我今天发现，你们所有陪读母亲都这么爱干净。
陈慧笑笑说：“胡老师你不知道，像我们这些陪读妈妈在孩子上学以后，最难受的就是没事可做，谁也没心思去打毛衣做针线，不知为什么，原先的那些女人活都不想做了，两条腿就想不停地走动（她的话又让我想到了白淼所说的“心境”二字），有的妈妈早上在孩子上学以后就囚到云路桥菜市去买菜，那里虽然路远，但菜便宜些，这样既打发了时间，又省下了一元两元的钱，够买早点了。不想跑的，于是就在家里这里抹抹，那里揩揩，给孩子搞个干净的居住环境。”
通过交谈，知道陈慧的丈夫在上海打工，陈慧原来在上海也有一份工作，自孩子上高中后，她就回来了，在这里租了房子，当起了陪读母亲。
“一家人分开了，三个人都苦，就像打仗一样，孩子在前头冲锋陷阵；我既是辎重兵，又是警卫员，还是勤杂工外加通讯员；老公最苦，他要拼命地干活才能挣来孩子的学费和我们的生活费以及房租费。我本来也是住在那格子间的，是他回来后硬要我们换到这里来。说是为了孩子，他可以扛得下来……”
陈慧告诉我，他的孩子是极力反对她来陪读的。孩子说他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背后竟然又多出了一双时时似乎都在盯着自己的眼睛，问我还要不要他活了！
听陈巨飞说，俊俊的是个性格很外向的孩子，喜欢体育运动，什么球都爱打，尤其是篮球。学习成绩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道舅舅是个诗人，学理科的他还经常来两段诗歌什么的，让家长和老师都刮目相看。
母亲辞去了工作，从上海回来在他的学校旁边租了房子，俊俊对他的同学说：“完蛋了，我的少得可怜的那一点点的自由空间、生命空间也被我伟大的母爱彻底占领了！我们就像铁面人一样被铸进高考的模子里，连呼吸都困难了……”
当所有的争辩都无济于事时，孩子深深地叹了声气对他妈妈说：
“一个青春期，一个更年期，我俩慢慢磨合吧！”
这就对了，这才符合俊俊的性格。
和白淼一样，陈慧要当陪读母亲的理由也是凿凿不可置否。
她说：“撇开高考这个大事不说，就说孩子的生活，正如孩子自己讲的，他正处于青春期，学校在这一方面没有给孩子们以任何的指导和帮助，家长再不在身边，不仅是他们的心理，就是身体也容易出问题。再说，孩子的自制力总是不够的，社会这样乱，文化市场这样乱，一个带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确实让家长不能放心……”
说来也巧，就在我穷尽口才来剖析陪读利弊的时候，陈慧在窗户前突然喊我过去看看。我走到窗前一看，就见在对面楼下的台阶上，坐了一女两男三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一人嘴里叼了一支香烟，正在那儿喷云吐雾。
“胡老师你看到了。我前天买菜回来还看到一个女生坐在男生的腿上一边吸烟一边亲嘴，光天白日下的……学校的门口，卖什么的都有！为了‘照顾’学生，香烟竟然一根一根的卖，游戏厅里还管夜宵……我能放心让孩子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二中没有学生公寓吗？”
“有啊，几个人一个寑室，不说睡觉休息了，就是做作业也不能安静啊！学校为了学生身心健康，10点多就熄灯了，可学生的作业做不完啊——每个课任老师都布置，加起来就够学生受的了——再说，学生与学生之间也都摽上劲比着来，孩子不到12点多是不会睡觉的，他们就想方设法找灯光学习，长期下去孩子的眼睛就完蛋了……”
陈慧深深地叹了声气说：“这个高考啊，真是不人道，学生累，家长也累啊！老师不累吗？我想老师更累。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有好多毛病，自私、任性、心理承受能力都很弱，家长捧在手中紧了怕捏碎了，松了怕弄打了，老师带他们也难啊！
“我家的俊俊本来就反对我陪读，所以我更担心自己因为不小心影响了他的情绪，他在做作业时，我走路都要轻手轻脚的，生怕弄出响动来；他午睡时，我要瞪着眼看墙上的钟，生怕误了时辰；那天他回来脸上带着笑，我就天晴了，那天他要是不高兴了，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
“俊俊自小就贪玩，爱打球，爱上网打游戏。上了高三，他也学会自律了，但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很压抑，有一天我在打扫卫生时看到俊俊的桌子边有一个揉皱了的纸团，我展开一看，是一首诗：
像刀子一样 雪片向我袭来/ 我身上布满沉重的雪花/ 我倒在雪地上血不断地流/ 带着咸味的血啊/ 汇成了长河 流向了天堂……
“孩子在陪读妈妈眼里有多重，陪读妈妈的心就有多担忧。有好多陪读妈妈说：陪读妈妈就像是关进笼子里的动物。我认为她们说的还不准确，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还能在笼子里发发威大声叫一叫，而我们呢，小心翼翼的，大气也不敢喘一声……就这一个孩子啊，又想他成才，又望他成人……
“一想到将来我就感到恐惧，如果孩子考不取大学怎么办？孩子考取了，40多岁的女人，从哪儿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和俊俊的爸爸都是靠打工生活的，孩子上大学后的费用从哪儿来……这些确实让我感到害怕，感到担忧，但这还不是让我最累的，最累的是我对孩子眼下的状态，既怕他油浑（六安土话，意思是放松散漫），又怕他招不住（也是六安土话，意思是承受不了），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他们尽力了，超载了，他们招不住，我们做母亲的心能不疼吗……”
对陈慧的采访被我单位上的事打断，只好约她改天再谈，并希望能和俊俊聊聊。陈慧告诉我说，要和俊俊聊只能赶在周日，他们天天都上课，天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只有周日可以休息半天——也只有俊俊一个班才有这样的休息时间，俊俊的班主任老师胡浩是个年轻人，很有人情味，他们班的体育课也还保留着，别的班就不是这样了，全部被砍了。
这期间我去了南京，去了合肥，去了毛坦厂等地，和陪读家长聊，和学校老师聊，和学校周围的居民聊。随着采访的深入和广泛，我的内心越来越不能平静。
到了周日，我如期去了陈慧家。
一进陈慧的家门，迎面看见一个头发花白、面色憔悴、体型有点臃肿的人，他看见我，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就进了里屋。
我问陈慧：“这位是谁？”其实我想问的：是不是俊俊的爸爸回来了？想想这个角色不能随便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头上安，于是打住了。
陈慧笑道：“胡老师不认得了？他就是俊俊啊！”
那一刻我真的想哭。
才17岁的俊俊怎么在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小老头！前年圣诞晚会上的那株挺拔的小白杨呢？那个即兴赋诗讲笑话的俊少年呢？
我忍住了心酸，进了里屋，问俊俊：“还认得我吗？”
“认得，你是胡老师。”俊俊说话的声调疲疲的，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
“听说你是不赞成妈妈陪读的，你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
“不是不赞成，是极力反对。我们高三学生，有两大压力，一是看得见的，就是学业，还有一个是看不见的，就是来自方方面面的给我们心理造成的无形的压力。像我们这些打工族的孩子，我们已经学会懂事了，我们知道自己必须要跳过农门——大学的门很窄，就业的门路也很窄，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我们知道努力。可妈妈为了陪我读书，她辞去了工作；父亲为了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拼命……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还嫌我们的心理压力不够大吗？我在上课时，我在做作业时，甚至我在梦里，都感觉到一双既慈祥又严厉的眼睛在盯着我，我要对得起这双眼睛，我又想极力躲避这双眼睛……这双眼睛让我受不了。
“不错，妈妈在身边，我有好多事不要去做，譬如说洗衣服，妈妈为我节省了许多时间，但与这个压力相比，我想这点时间也就不足珍贵了……
“妈妈陪我，让许多该我们要学做的，有许多我们必须要经历的，她都替我们做了，让我们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让我们成了一个学习机器，让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独自面对问题和困难的能力，都变得越来越差……我们毕竟是要长大的，我们毕竟都要面向社会……妈妈能陪我一辈子吗？”
我看俊俊说话时脸上所透出的痛苦和无奈的表情，就岔开他的话题说：“跟前年圣诞节比，你长高了。”
“我也长胖了，妈妈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吃过了又不活动，能不胖吗？”
“你下课时可以出去跑跑跳跳，活动活动。”
“不想出去，也不好意思出去，大家都在课堂上，教室外面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蹦嚓，人家还以为我是神经出了毛病哩……”
我用手势让俊俊停住，赶紧问他：“怎么……怎么……教室外一个学生也没有？下了课还在课堂上？你们不要上厕所吗？”
我在向俊俊发问的同时，脑海里浮出的是我教书、念书的时候，当下课铃响起时，老师喊完“下课”后，如果不闪得快些，都有可能被嗷嗷叫着向门外奔跑的学生们撞着，他们（我们）到了教室外，三五一群，四六一伙，男生斗鸡、摔跤；女生挤油、踢毽子、跳橡皮筋——嬉戏、打闹是学生的特权更是他们的天性啊！
“上厕所也是上的，上完了就进了课堂，进了课堂也是抓紧时间打个盹，瞌睡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
“有位老师这样跟我们说：‘你们要拼上命的干，干的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人是靠意志活着的……’他还有一个‘1分踩死5个人’的理论，意思就是在高考中，你如果多考了1分，那么你的名下就有5人可能被你击败，反之，如果你少考了1分，你就是这5人中的一个，被别人击败，考场就是战场，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没有硝烟，但有成败……这都是他经常灌输我们的。”
“你认为这样的较量公平合理吗？”
“一点儿也不！且不说我们被分数搞得怎样的变态，怎样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单就我下面举的这个倒子，就证明高考是个什么玩艺了。我有个同学，他的化学成绩特棒，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他都做得冒尖，简直是出类拔萃，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在化学上一定能有所作为。然而，他的其它的成绩都一般化，英语最差，这样他在高考中就很难考上好一点的大学，甚至考不上。他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家里很穷，他考不上大学，就只有回到家中种地，或出外打工……一个分数线把多少有才华有专业特长的学生杠在了大学校门外，这公平吗？这合理吗？这人性吗？这道德吗……”
俊俊变得很激动，他的叩问让我无法应答。
我们从采访陪读的话题又扯到了教育体制，有点岔了，就往回收，我问俊俊：“学生的压力大，一个人难以承受，有妈妈在，不是能替你分担一点吗？最起码她们能让你们在穿衣吃饭问题上省了不少的心。”
“错！我们高三的学生，现在吃什么穿什么一点儿也不重要了，吃什么都是一个味，穿什么也都是一个样，胡老师你到我们教室去看看，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是随便得不能再随便了——高三学生的日子……唉，不说了，说也说不清的……我们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了，结果又让陪读插上一杠，好了，我们一点儿自我一点儿空间也没有了，身体上的自由没了，精神上的自由也没有了……我们剩下的还有什么？”
从陈慧家出来，我的脚步变得十分沉重，我在皖西路街道的阴影下慢慢地走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 本帖最后由 雪梅 于 2008-6-24 10:08 编辑 ]
- 雪梅 发表于 2008-06-24 1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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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天空我再一次向你呼喊：S-O-S……
和俊俊交谈以后，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第二天我又去了毛坦厂，在那里我不仅接触了大批的陪读家长，也让我了进一步了解了在高考压力下的学生们生存状况（在这里我用了“生存”二字，不是笔误，而是我的一种无法说得清的感受让我如此谴词），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俊俊说的他们下课以后教室外面没有一个同学出来活动的话一直让我心痛，他说他班上学生在下课以后全部扒在桌子上睡着了的话更是在我的耳边萦绕：
“……上厕所也是上的，上完了就进了课堂，进了课堂也是抓紧时间打个盹，睡眠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班长不敢睡，因为老师进课堂他要喊‘起立’的，但有几次他也睡着了，老师来了，看见同学们这样，就站在讲台上咳了一声嗽，班长惊醒了，臆哩巴登的（六安土话：指没完全清醒的样子）大喝一声‘起立！’坏菜——全班的学生一下子都从座位上吓得站了起来，心跳全部不正常……”
记得俊俊那天说到这里时，嘿嘿地笑了，我清楚地看到在俊俊苦笑的脸上露出了少年人不该有的疲倦的皱纹，此时我却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心里酸酸的，真的想流泪。
一位高三老师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也不忍心啊，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当我每次捧着课本跨进教室门时，看到学生们扒在课桌上睡着了，别说我的心有多么的难受了，课下就十分钟的时间啊！有的老师还爱拖堂——也就是说，学生们就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一歪头就都睡着了……有好几次我看到这个样子，便放慢了脚步，让他们哪怕只多睡几秒钟……”
我综合了一下几所学校的作息时间以及家长们所反映情况，用平均值计算了一下，所有的高考学生的每天的睡眠，基本上没有能达到6个小时的，最少的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的觉，而且睡眠质量都不是很高。
毛坦厂的一个由奶奶陪读的孩子，因为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得了失眠的毛病，在白天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他的奶奶告诉我们，半截芹菜杆子还在嘴外边，他就睡着了，饭碗捧在手上，就扯呼了。
采访中我还看到这样一个孩子，他的两边太阳穴都严重的褪皮，问是为什么，答是上课或晚自习时，实在瞌睡的招不住，就使劲拿清凉油朝上面抹，抹长了，就褪皮了。
还有一个陪读妈妈一边流着泪一边硬把孩子的裤脚撸上去让我看他儿子青乌的腿，孩子告诉我，他瞌睡淹心的时候，就拼命掐自己……
一个已经考取南航学生的故事也是那样的令人心酸。他说他高考时和妈妈租住的是一间工棚，棚顶和棚壁都是石棉瓦的，夏天有蚊子，在学校上完晚自习回来时就穿了深腰胶靴，焐的实在吃不消就又用塑料桶装上水将腿没进去，结果一双腿都泡烂了。遇上高温，晚上娘俩就把地泼上水，结果，妈妈和孩子都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一个名叫尹传俊的陪读母亲说，她每天夜里起来，都是下半夜了，总能看到有许多人家的窗户都还亮着。尹传俊是霍山人，她的孩子是以霍山初中第一名的成绩被六安一中录取的，她是一个公司的副经理，开始时她是不准备陪读的，但有一天她出差经过六安去学校看望孩子，当她看到孩子们床边都放着支起来就可以当课桌用的活动木板和矿灯时，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孩子们告诉她，这是下了晚自习学校熄灯后他们用来继续学习的。这个情况让她不能再只顾自己的工作而忽略孩子的事了，她来到了六安，在上院租了房子，也和别人一样当起了陪读母亲。她说，许多住校学生都买了矿灯在学校熄灯以后在各自的床上继续学习，有的用不起矿灯的，就跑到过道灯下就着那微弱的亮光继续学习，还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赶紧将没做完的习题做完。高三的学生没有在午夜之前上床睡觉的。
合肥的一位文友也是陪读家长告诉我，合肥一中是晚10点半熄灯，让孩子们早些休息，确实比较人性化，但可以说没有一个高三的孩子在11点以前会上床睡觉的，竞争大，大家都在学，就像一个跑道，一声枪响，都向前冲刺，如果有人慢了，就只能被淘汰……无论是合肥一中也好，六安一中也好，或其它所有的中学也好，这种单一的形式化的所谓“人性”是没有一点实际作用的。学生们为了作业，为了应试，他们的“人性”已经被“化”了。
有位家长感慨道：“孩子们的睡眠都被挤占了，其它的就更无从谈起了，什么体育活动啊，兴趣爱好啊，思维发散啊，统统的被剥夺了，真是悲哀啊！这哪里是高考，简直就是在剔骨吸髓，孩子们不仅是身体健康没了保障，心理健康也是严重受损啊”
高考使孩子们变得这样这还能算是正常吗？
难怪俊俊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天空伸向远方/ 远方总是远方/ 隆隆的炮声/ 硝烟的味道/ 我不愿沉溺/ 哪里才有解脱/ 含羞草又露出微笑/ 我仍不见晨光/ 长久的旅程 我累了/ 远方的天空再次向你呼喊：S-O-S……”
那天在陈慧将俊俊的日记翻给我的时候，我噙着泪读完了俊俊的诗，最后我问什么是S-O-S ？陈慧说，她先也不知道，后来问了俊俊，俊俊告诉她，“这是一句英文的缩写，是落入绝境的人向外发出的求救信号：S-O-S——我们这些没有生趣的学生们，在地上还有谁能来救我们，连我们自己的父母都如此的不理解我们，我们还能指望谁？我们只能对着苍天呼喊了：S-O-S……”
陈慧的语速很慢，在她平静而又平缓的叙述里，我看到了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孩子的痛苦的深度，孩子不堪重负，从心底里向世人喊出了S-O-S，难道我们不应也加入到这个呼喊里：救救孩子们？！
- 雪梅 发表于 2008-06-24 1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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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要了，地不要了，工也不打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
说实话，最初在对陪读现象进行下手的时候，我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特别是在采访了白淼和陈慧之后，我简直对愈演愈烈的陪读之现状有点深恶痛绝了。
但随着采访的深入和广泛，通过对大量的农村陪读家长采访过后，我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我甚至想改变我的取向，来对陪读进行肯定和赞美了。但往深处和远处一想，又觉得自己的这份改变有点荒唐，为难之际，我给一位写报告文学的高手兼主编打了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忙于下结论，采访后下笔前再把握一下方向，届时咱们先通个电话吧……”
正是他的这个点拨让我冷静了下来，让我看到农村人在陪读问题上实际比城里人更无奈更令人扼腕。
那天夜里下雨了，风也刮得挺大，打着伞，挎着包，还背着相机上路，感到很不方便，早上起来我想改变主意今天不去毛中了，过两天再去，但一想到已经和家住在毛坦厂的文友刘烔约好了周六见，他是个守信用的老弟，我也是从不失约的大姐，于是硬着头皮上路了。
毛坦厂是一个风景秀丽但十分闭塞的山区小镇，全镇人口18000人，镇人口4000人，小镇里最著名不是它的风景，也不是它的木耳、蘑菇等物产，而是座落在小镇旁边的毛坦厂中学。因为它的升学率一直敢和市内的重点中学叫板并列位前茅，于是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许多人家的孩子都送到这里来读书，然而，由于它的闭塞，来得最多的还是农村孩子。
决定去毛中采访，不仅是冲着在那里就学的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也不是因为它的升学率，主要是因为毛中在教学管理上早就被大家谈论成一种传奇和故事。
有人跟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当你在大街上或是车子上，看到有人的裤子后面被磨得光光发亮的，看人眼睛都是直着的，这人一定是毛中的老师；如果看到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顶已经谢了的驼背年轻人，那这个人一定是毛中的老师；如果你看到一个脸上全是皱纹走着路就能扯呼睡着了的孩子，这人一定是毛中的学生。
去毛坦厂的车子都是那种中型面包，我去的早，站牌下的车子还没到位，就见廊沿下放满了用塑料皮和大蛇皮袋装着的棉衣棉被什么的。车子进站了，我虽然感到伞和包以及相机都很碍事，但毕竟比那些拖着挎着带着棉衣棉被的人轻巧多了，我收了伞一步就跨上了车子，然后又充当好人替他们把东西往上拽。
看看他们的年龄都在40、50之间，就问身边的一位女人：“你这是去哪儿啊？”
回答是去毛中。交谈起来，竟然一车上的人除了我和一个回家的年轻人，其余的全部是陪读家长。她们都是农村人，有的在家种地，有的在外打工，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都放弃了，来到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当了陪读家长。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气温要下降，都于昨天回家讨了被子和棉衣来，也有的前几天就回去收割，看着天冷了，放下农活带上棉衣棉被往学校赶。
我问坐在我身边的两位陪读妈妈：“你们原来有的是打工的，有的是种地的，现在都出来陪读了，家里的田地谁在种？你的家——也就是房子，谁在看管？”
“家不要了，地不种了，工也不打了，只要孩子能考上大学！我们现在就像那抗日歌唱的：呲灵灵灵——哗啦啦啦——扫呶呶呶抬——齐动员——那么——好孩！”一个母亲这么大声说着唱着来回答我的问题，全车的人都被逗笑了。
我也被这些乐观的乡下人的爽朗和朴实劲笑得肚子疼。我说那哪里是什么抗日歌，应该是延安大生产时唱的吧？
她说：“这就对了，大生产说的就是我们啊，我们现在就是全动员那么好孩！”
车子在蒙蒙细雨中行驰，车的前面以及过道上都堆满了他们的行李，他们的手中都抱着刚从菜地里拔出来的蔬菜，一张张朴实黝黑的脸堂上带着庄稼人喜乐，也带着庄稼人的辛酸。
她们告诉我，凡是家中有学生读书的，大多都要有一个人在外打工，光靠种地是维持不了这样高的学杂费的。如果爷爷奶奶能忙得动的，家里的地就由他们侍弄着；如果爷爷奶奶年纪大了，那地也不能抛荒，如今种地不用交税，种地还是很划得来的。农忙时无论是打工的还是陪读的，都要回到家中，安种时安种，收割时收割……至于能收多少，是折产还是保底，那也就不管了。家里的房子的门一般都锁上了，也不管了，孩子上学要紧。
他们还说，正是因为他们在外打工，看到了没有文化是多么的可怜，农民工的地位永远都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因为自小家穷没能读书上学，所以现在只能当人下人，只能去做那些工资少又危险又累人的工作，这都不说，他们没有文化到处都被人瞧不起，被人捉弄，被人欺骗……他们自己所走过的辛酸路，绝不能再让孩子也这样走下去，他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改变这种状况。
一问他们孩子的成绩，都说还好，在班里算中上或中下什么的。没有一个说是很好的。农村小学、初中的基础确实都打的不够扎实。这个情况主要是农村的师资力量跟不上，农村学校的老师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原来的民师，我在农村中学曾任教5年，我知道那些民师的第一学历大多数都是文革后期的初、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小学生，凭着一些当地的社会关系进入学校代课，后来经过自学被聘为国家正式教师，还有完全是凭着20年以上的工龄进入正式教师行当——我在这里无形中又犯了“惟学历”的错误了，但对于教书育人的教师行当，不讲究学历是不行的。
我问：“假如高三以后考不取怎么办？”
几个陪读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再念高四、高五呗！”
他们说的高四、高五就是指复读一年或两年。
一位父亲接着话茬儿说下去：“我对我家的孩子说了，你念到高七、高八都要给我把大学考上，老爸、老妈苦死累死都会跟的，考不上大学你不要离开中学，俺就陪着你，就住在毛坦厂，俺就学那小学课本上上过的，把牢底坐穿，俺不坐牢底——你把教室里的板凳坐穿，俺把租的房子坐穿，他妈妈在广州打工，是做编织活的，俺就说：你妈妈也把那编织的椅子坐穿……”
我问这位父亲：干嘛要这样逼孩子？不上大学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位父亲和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母亲换了位子，振振有词地对我说：“大姐，你给说说看，俺们农村人，除了上大学，还能再有什么好的出路？俺们一没当官的亲戚，二没有头脸的朋友，要想改变一下，俺们靠什么？俺和他妈就是不服这口气，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俺们的孩子就要种地，就要打工？俺们的孩子也能上大学，也能当公务员，也能当老板坐办公室的……所有这些，你不上大学，你又怎么能够得上？再说了，就是当不上这、那的，俺上了大学了，就是种地，俺的腰杆也挺得直橹些，那些城里人对俺们也客气些……”
两个小时的车路，在交谈中一会儿就到了，下了车，我对那个唱歌的母亲说：“我能不能和你一道去你们的住处看看？”
她说：“行啊，只要你不是鬼子不是汉奸，怎么看都行的——但有一点，我孩子回来之前你就要离开——我怕你话多影响他情绪。”
这话说得有点扎耳，但我能理解，我知道乡下人对城里人都有一种自然的对立情绪，何况我现在打听的却是他们最上心的陪读之事！下了车，这个母亲一手拎了一包蔬菜，另一手里拎了一个装棉被的大蛇皮袋，她的两只手全派上用场了，但肩上还扛了一袋大米，只好用下巴将大米的袋底压着。
我见状赶忙走上去要接她的大米袋。她站住了，憋得通红的脸上露出感激的笑，说：“啊，谢了大姐！你搞不动这大米的，50多斤哩！你把我这菜袋子拎着就行了，这样我能腾出一只手来扶米口袋。”
我没有拎她的菜口袋，却把比较难拿的装棉被的袋子拎了过来。我告诉她，我从小也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她扛着沉沉的袋子仍然是笑声朗朗地说：“看看，孩子还是要念书，你不是念了书才当上了城里人的吗——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今天我要留你在我家吃饭，我要用你这个样板来教训我家孩子：念书是农村人翻身得解放的唯一出路！”
到了她们的居住地，比二中陈慧带我看的那桶子楼里的格子房还要狭小。但住在这里的人都很乐观，看见我们来了，都上来接东西，还招呼着：“民子（是这位母亲的名字）这么快就回来了，稻子割完了？这来的是你妹子？”
民子也顾不上一一回答，将东西收拾好了，就开始起煤炉，她说：“大姐，你随便啊，我要赶紧起炉子烧饭，儿子就要放学了，大姐你有什么事你只管问，亲不亲，乡下人——大姐我太喜欢你了，没想到你也原来也是农村人——我还没问哩，我俩谁大些？”
我说当然是我大些，我都50多岁了，我的儿子读完了研究生都当了大学老师了。这个民子又一次大叫起来：“今天你高低要在我这吃饭了，你太是我家孩子的学习样板了，加上你儿子！”
那些欢迎民子回来的人群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这位奶奶，你该不是来陪读的吧？”
没等老奶奶答话，民子等已经说开了：说这位老奶奶姓傅，可怜死了，孙子5个月的时候儿子死了，5岁的时候，儿媳改嫁了，孙子是她带大的。孩子念书的钱是靠孩子的小叔叔和姑妈提供，但叔叔和姑妈都是农村人，家里也有孩子念书，都穷到一块去了。
我提出要到老奶奶的住处看看，老奶奶把我带到了楼梯洞的下面，她和孙子就住在那里，只一张床，不用问，奶奶和孙子是睡在一起的。炉子上正捂着饭，黢黑的桌子上用碗扣了一个盘子，我揭开看看，是芹菜炒干子，好像是剩的。问了奶奶，果然是昨天吃剩下的，就在这时，她向我讲了孩子昨天中午吃饭时，吃着吃着，还有半截芹菜露在嘴外就睡着了。老奶奶讲起她的辛酸事，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是她和孙子在这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孙俩一般都是不吃早饭的。
就在这时，刘烔打电话来了，问大姐怎么到现在还没到？我说我已经在开始采访了。他不信，说你人生地不熟的，你采访谁啊？我告诉他我在六安上车后这个采访就已经开始了。他让我尽快到饭店去，他已经点好了菜了。我说我不去吃了，我要和陪读家长们在一起。他气得挂了手机。
一会儿，楼上的民子和她的邻居姐妹们都下来了，向我报了她们中午的菜名，要我赏她们的面子什么的，一句话，高低要在她们家吃饭。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打来的，他说他在马路上看到我抱了一个大蛇皮袋，跟一群乡下女人边走边聊，估计又是在采访，他和他朋友已在饭店点好菜，让我过去。我也谢绝了。
打算在民子家吃饭。
就在我刚做完这个决定时，刘烔又打来了电话，他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主意，他说：“你就不想和你弟媳谈谈啦？她可是毛中的女生辅导员！”
于是毫不犹豫地去了饭店。吃过后和“弟媳”谈了许久。她说毛中的管理是比较完善的，10半下自习，10.50也就熄灯了，他们的学生公寓也是很不错的。我看过他们的学生公寓，确实还过得去，主要住校生不多，空间还都比较宽敞。但我从她的言谈中，看出这些完善中附有的严格以及从中透出的毛中学生们的负担和压力更甚于其它的重点学校。当然这种压力并非是校方有意加在学生们的头上，而是毛中盛名之下它自身的压力对学生所产生的直接的影响，还有就是毛中的学生大多都是来自农村或外地既上不了市内重点中学又不愿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他们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来到这个闭塞偏僻的毛中，都是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背水一战的壮士精神，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思想准备，可以说是学生、学生家长、学校在高考指挥棒下四联合通力形成的非常毛中。
从刘烔家出来，他们两口子要送我上车，我说，你们上班去吧（我当时忘了问，怎么周六还都上班？），我还要给那位傅老奶奶送点吃的过去。刘烔对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这样的相处负担有点困惑，并对傅老奶的“哭穷”提出质疑，他说：“大姐，你太善良了，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像她说的那样的贫穷的话，她的孙子怎么不住校，而要租了房子在外面住？一个月的房租不比一个月的早点钱贵？”
被他一句话提醒，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既然穷得连早饭都吃不了了，干嘛还要在外面租房子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街边的小货店里买了几十个鸡蛋和几斤蛋糕（我在心里还是相信他们没得早饭吃），拎着，又去了傅老奶奶的楼梯洞。
傅老奶奶告诉我，如果孙子住校，房租费确实可以省下不少，但孙子的睡觉就成问题了，因为孙子自上了高中以后，就得了失眠的毛病，夜里就是睡着了，也是“惊打惊跳”的，有一点点的响动，他都会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她说，孙子今年念的是高四，去年只考了400多分，靠着叔叔姑妈给点钱上学，压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孙子是个懂事的孩子，原来在乡下，他是一边帮着奶奶干活一边上的小学和初中，农村学校本来就抓的不紧，他的底子没打厚，现在他比别的学生更累更吃力。
“我看着心疼，也劝他不要念了，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他的叔叔和姑妈还他自个，都坚持要念下去，想想也是，像他这样病秧秧的，又没有文凭，出不了体力，在家干活不行，出去打工也不行啊……他越是找劲（六安土话：紧张的意思）越是塌台，上月月考只考了378分。他失眠了，我也跟着失眠了，我到现在走路都要扶着墙，头晕的招不住。
“阿姨你不知道，这个学校有多么刻薄，早上天没亮就要去上早操了，作业又布置的那么多，孙子没有哪一天不干到下半夜才睡，有时外面的鸡都叫了他才能睡下，可又睡不着，翻来翻去的……老年人本来瞌睡就浅，他睡不着，我也跟着失眠……我那天对我小儿子说：‘孙子再这样念下去，我再这样陪下去，我们一老一小都要归完蛋！’小儿子叹了声气说，‘真不行，我来陪吧，哥哥就留下这个后，不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我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后来我想想，我这个老不死的就再坚持坚持吧，三年半都过去了，也不怕这一学期两学期的了……作孽啊！我们这是……”
老奶奶说到这里痛哭起来，到嘴边的“假如你孙子明年还是考不取怎么办”的话我又咽了回去。
从傅老奶奶家出来我又走访了几处陪读村，一看手机，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我给刘烔打了电话说我要回去了。
他骑了自行车立马赶过来，说：“大姐你千万不要走，晚上我陪你溜街，你会看到一阵一阵的人，在街道两边囚搭囚搭的，都是半截老奶奶……”
我又被他的话逗笑了，问他什么是半截老奶奶？
刘烔用手向前面一指：“你看，那两个就是个半截老奶奶。”我看见了两个农村妇女。她们看上去确实像个老奶奶了，但她们又都才40岁左右，难怪说话幽默的刘烔为她们命了这样的特称。
我问：“你的工作与统计业务有关，你知不知道，这毛中附近有多少陪读家长？”
他说：“知道啊，5、6千左右……”
“打住，打住……我问的是陪读家长，不是学生。”我用手在刘烔眼前晃了晃，赶紧纠正他。
“我说的就是陪读家长啊，学生是14000人，陪读家长5、6千左右还是保守数字，有人做过统计的，根据当地居民反映上报的，他们一般都是往少里报，害怕收税，而且这还是春天的数，现在估计有6千开外了……农村人伤蛋（六安土话：意思是可怜），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要了，摔锅卖铁，背乡离井，成阵搭行，浩浩荡荡，一家一家，一村一村，都摽上劲了，那势子就是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个4000居民的小镇，竟涌进了6000个陪读家长，这个现象让我目瞪口呆了半天。刘炯看出了我的吃惊，就笑着向前面一指，说：“大姐别怕，这些陪读家长已经都融进了小镇人的生活里，你看这街道两边的，所有的门面，所有的摊位都被陪读家长租用了……”
“那当地的居民呢？”
“当地人家没有孩子上学念书的，吃房租就完全够了，如果有孩子上学的，就送到六安，有的送到合肥，还有送到北京、上海的……他们又在那里辟一个地盘，当起陪读家长，用家里的房租加上在外面挣的钱，够维持开销的了——中国人简直疯了！怎么把陪读搞得跟打仗似的，全家上阵，全民参战……”
我又想到了民子的那不伦不类的唱：“呲灵灵灵——哗啦啦啦——扫呶呶呶抬——齐动员——那么——好孩！”
刘烔说的这个连环陪读现象，我曾在白淼那里听到过，老山洼的人把孩子送到镇里读书，家长陪着；镇里的把孩子送到县里读书，家长也陪着；县里的送到市里，家长更是要陪着，他属于后一种，她家的房子就是租给了一个从镇里来她们县城陪读的家庭。当然也有从乡下直接送到市里甚至是省里的，那是极个别的家境特别好的，像毛坦厂这样一下子搞到北京、上海的还真是比较新鲜。
在回来的车子上，我的脑子里被刚刚得来的关于陪读的各类信息塞得满满的，我很累，但心里很难平静。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堂，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都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真诚，又是那样的实际和无奈，在狭小的格子间里，他们艰难地陪着同样艰难的孩子们，但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充满信心，憋住了一股劲，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用他们的牺牲，托举着他们的无奈，也托举着他们的希望。
我同时也在想，城里的陪读母亲们为什么就没有她们这样的放松？这就是所谓的最底层效应吧？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农民，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中练就的韧力足以对付所有的困苦艰难了。
- 雪梅 发表于 2008-06-24 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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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一难，一群帮一人就容易了！谁叫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哩！
如果说像民子和傅老奶奶他们这样的陪读已经使我感动的话，那么李其龙的陪读就真的令我感到震憾了。
李其龙是霍邱马岗乡农民，原来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在上海打工。小儿子李浩读初三时在放学的路上突然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身上跌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带到诊所，医生看了说，这孩子的病要到大医院去看，结果在大医院诊断出，孩子得的是进行性肌无力症。也就是一种肉体的慢性死亡，这种进行性肌无力的病情发展快得很，从腿到腹部再到胸部就不谈了，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能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
李其龙向我诉说：
当时就住了院，孩子睡在病床上，一会儿来了一大群专家，医生让我一个专家发一个红包，一个红包是200元，一个小时不到就掏了2000多元。几个月下来，病没有一点起色，却是花光了手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外债10多万元。没办法，只有带孩子回来了。当时带孩子回来不仅是因为他的病在那儿没法治了，也不是他们不能再打工了，而是因为听了医生说“这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的话，又知道睡在床上的儿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能上学念书，而上海是没有学校愿意去收一个像李浩这样的情况的农民工的儿子上学读书的，于是父亲带儿子从上海回到了家中，他是想了却儿子的一桩心愿——让儿子最后的日子能在学校里渡过。
是李浩惊人的学习毅力感动了上苍，他的病虽然没有转好，却也没有加重。
尽管儿子在上海的学习成绩都在班上前十名，回到家乡学校也是优秀生，但高考时却只考了464分，他的分数在他的学校要算是高分了。他不愿上三本，又没有钱进一个正规的学校复读，于是就进了一家私人补习班，在这个补习班里复读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李其龙带着轮椅带着孩子来到了六安，他对儿子李浩说：“儿子，咱们念书，咱们跟正常人一样复读迎接高考，爸爸就是你的双腿，你就是爸爸的希望，也是爸爸的骄傲……”
租了人家本来用作堆什物的石棉瓦搭就的小窝棚，年租金800元。他们父子俩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以及房租费，都由李其龙的妻子在上海打工挣来的钱维持。他们生活上的清苦和艰难是我们常人很难想象得出来的。
提到他的妻子，堂堂七尺的李其龙捂住脸泣不成声：
“她在上海卖菜，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她一个月的生活费从来没超过100元，1米6的个子，瘦得只剩下30多公斤了……每年过年回来一趟，送钱，带看看儿子，过了三天年就走了，一家人的生活，儿子的学习，都靠她一个人啊……每当我看着她风都能吹倒的样子，那样瘦的背影从家里往外走时，我的心就跟刀剜的一样痛……儿了舍不得他妈走，娘俩抱头哭啊，我就跑到厨房把门关了去哭。人家过年喜庆，我家过年是过关……
“每次她从上海回来，家门口就堵满了要债的人，不能怪人家啊，那时我们困难时，人家拉扯过我们，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来要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都不能理解，你家都这样了，孩子都这样了，干嘛还要让他继续念书？我晓得的，如果儿子不念书，他早就不在这个人世上了……儿子什么都明白，他拼命用功，有一次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9度多，他仍然坚持上课，一声不吭。现在他的学习成绩在补习班里又提到了前十名，他说他就是想要考上一所好一些的大学，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帮妈妈把家里的债还了，还要让父母晚年能享享他的福，最主要的，他能为别人做点事，用他的经历和体验来帮助那些像他一样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我替李其福算了一下，她的妻子到过年时能带回来8000多元，5000元还债，还剩下3000多元，除了学杂费和房租，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吃饭的钱了。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这九个孩子的名字出现了，他们是：王云、赵为丽、夏俊、张欢、李宽梅、贾仁宝、冯克花、陈林、刘明霞。九个孩子都是农民的孩子，都是来自霍邱最穷困的乡下，家里给他们的生活费一个月只有100元多一点，最多的也只有150元。
他们在补习班上是李浩的同学，他们无不被李浩的学习毅力所感动。当他们知道李浩和他的爸爸就要因为没有吃的不得不辍学时，有人提出了：
“一帮一难，一群帮一人就容易了，谁叫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哩！”
他们经过商量，把钱集中起来交给李其福，让父子俩跟他们在一起吃，有个孩子说：“按最低的标准为我们做饭吧，大家只要不饿死就行了……”
这九个孩子中，有个叫贾仁宝的孩子，因为父母身体不好，家底又特别的穷，父母有心不让儿子念了，贾仁宝就哭着向父母请求，让他们出面去借钱，而借条由他来打，他要在欠条上签上“贾仁宝”三个字，他一定要用他大学毕业后工作挣来的钱还债。即便这样，他也向李浩伸出了帮助之手。
当我从朴实善良的李其福嘴里听到孩子们这们的举动这样的话语时，我拿笔的手颤抖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中国农民的孩子！在这群孩子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群不屈不挠、善良博爱、百摧不垮的中国农民的形象——中国公民的形象！他们最堪当中国的脊梁，他们的这种精神更是十亿中国农民的希望！
这九个孩子中的赵为丽告诉我：“李叔叔和他的儿子一样的善良，一样的有毅力，一样的令人敬佩！他用我们凑上的钱，变着法儿给我们整伙食，我们不仅都能吃饱，而且还都能吃好……现在都时兴陪读，我们家里太穷了，实在陪不起，没想到李叔叔让我们这九个穷孩子都有了家的感觉，我们和李浩十个人在一起，就像亲兄弟姐妹们一样，相互帮助，相互提醒——我们竟然也奢侈地享受到了陪读的快乐……”
李其福告诉我：“感谢这九个有爱心的孩子，他们虽然穷，但他们比那些富孩子可爱多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是这班上最穷的九个孩子帮了我这样一把。我现在把他们都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一样的疼——阿姨你也看到了，我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有多么的快乐！”
是的，岂止是这十个孩子在一起有多么的快乐，我坐在他们的中间也是一坐半天不想挪窝，我被他们的轻松和自信所感染，觉得心态变得很年轻。不像那些有陪读家长在身边的孩子，总是心事重重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逐一问了一下他们的分数，今年都在450分以上名落孙山的，和李浩一样，这样的分数在农村中学都要算是高分了，我相信他们明年的高考都会考出好成绩的。
李浩对我说：“阿姨你最好等我高考以后再来采访，尽管我很自信，也尽力了，但在高考这个事情上的变数很大，能不能考上我真的心里没底——我明年最想报考的是计算机软件开发专业和应用心理学专业，我选择这两个专业是想以我能学来的知识再加上我的经历来帮助别人——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在绝望时，在你的面前突然伸来一双主动要帮助你的手时你有多么的高兴，绝望没了，那手就是希望就是鼓励就是你的决心和动力。现在在我面前的不仅有我父亲的手，母亲的手，还有无数双同学的手，老师的手……是他们的帮助他们的爱心，让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我是个残疾人，我认为我跟别人一样的健康。
“人无非就两种活法：一种是快乐地活着，一种是痛苦地活着，我选择了前者，既然我对生活的态度有选择的权利，我干嘛要去选择后者？我得到了比常人多出好几倍的别人对我的爱，为此我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我也比常人更加的感到幸福。如果我不是有病，我的父亲就不可能来陪读，他也会跟别的父母一样，种田或打工，痛苦地去挣钱，而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痛苦地去迎考。我们父子就不可能这样朝夕相处，共同体味人生的甘甜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博爱……
“人的一生每一个过程都很重要，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至于结果，我认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过好每一天，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道习题，这就够了……未来交给上帝。我相信我不会让我老爸失望的，也不会让所有爱我的人失望的——当然，我所指的不一定是高考……”
孩子和我谈论时，脸上一直带着宽宽的笑。在我的心里，他已经被人生的大学录取，而且优秀地毕业。
我问李其福，假如孩子如愿考取了某所大学，你有什么打算？
“为了这事，我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首先担心的是有没有大学愿意录取他，然后又想，他如果被录取了，那么高的学费从哪儿来？我肯定还是要去陪读的，房租费、生活费……他妈妈一个月拼了老命只能挣一千多一点，我们都把嘴扎起来，也不够啊！有时我又想，真不行，我就一边陪读一边捡破烂，哪怕是讨饭也行，再帮人家打零工……可是我的孩子身边离不开一个人啊……”
在李其福的“打算”里，有的只是对孩子上学困难如何解决上，而对于儿子上还是不上大学的问题他却没有一点犹豫和退缩。儿子生病前，他是一位村干部，为了儿子的病，为了儿子的读书，他放弃了一切，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和儿子的生命完全焊在了一起，他岂止只是儿子的一双腿，他简直就是儿子身体的一部分，是儿子精神上的轴。
晚上我要回去的时候，赵为丽说她去她的寑室，我们正好一道。我说我到她们寑室里去看看。赵为丽笑着答应了。
什么寑室啊，不足10平米的空间里摆了四张复式床，住了8个女孩。衣服晾在过道上，还有水瓶塑料盆和那种活动的木板桌……杂物塞得到处都是。看到这个样子，我从心里对陪读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
进了门，赵为丽对里面喊：“我的妈妈来了——”
孩子们听到有同学的妈妈来了，反映的特激烈：“啊——赵为丽，你太幸福了！阿姨，你的女儿可是我们这里学习最好的！”
赵为丽的这一突然袭击真的让我大跌眼镜，我一点也没防备这女孩跟我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我理解这不仅仅是孩子淘气，也可能是赵为丽有点想妈妈了，而忙在庄稼地里的母亲又来不了这里看他，于是就来了个“借代”法。但我事先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更后悔没有带一点零食的什么来。哪有妈妈来看女儿空着手只拿着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