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冲破封锁“把年广九获释” 捅出去!

      “傻子瓜子”系列报道回顾
 

        田柏强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中,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南巡讲话中提到的“傻子瓜子问题”,对于如何看待我国的个私经济发展,如何制定今后的个私经济的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回顾1992年当时我报道傻子瓜子年广九获释时,因当时安徽省的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对年广九的报道是一律“封杀”的,结果《年广九获释》这样重大的新闻,却由《安徽工人日报》 “ 冲破封锁”在全国率先“捅”出来,《安徽工人日报》报道后被迅速转载,才使《年广九获释》这条重要新闻迅速传遍国内外。 我后来对“傻子瓜子”进行系列报道,陆续报道了《傻子致信邓小平》《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傻子年广九:个体经济的晴雨表》等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冲破封锁 “把年广九获释” 捅出去!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一些媒体并没有及时公开报道,先是在各个单位传达的。1992年3月,我所在的单位进话传达南巡讲话,里面谈到了傻子瓜子的问题。由于我对“傻子瓜子”问题一直很关注,所以我很快敏感到年广九不可能再关下去了。1992年3月,当时我和安徽工人报社内的同事说,年广九肯定放出来了,报社的另一位同志认为不可能。因为这位同志刚从省里听过省领导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如果释放年广九,省领导肯定先知道,也肯定会向新闻界通气。省领导都不知道,年广九肯定不会放出来的。

  当时,我坚持自己的判断,立即打电话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人回答:年广九于上个礼拜天(1992年3月15日)释放,因作为特殊案件,所以在礼拜天加班办的。但是这个案件,自始自终,省市领导都没有干预过,我们也没有向省里汇报,所以省里领导不知道年广九放出来了。打过电话后,我又赶紧来到省高院,详细了解了年广九释放的过程,很快写出《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获释》的报道,1992年3月27日在《安徽工人报》上发表,其它报刊、广播、电视迅速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傻子瓜子”又见诸报端,众多媒体记者纷纷赶到芜湖,采访“傻子瓜子”,一时全国形成了“傻子瓜子”的报道热。


  安徽日报主办的《文摘周刊》编辑童本清,当时看到这条新闻后,马上要在《文摘周刊》上转载,但安徽日报负责人不同意,因这条消息大报未登,小报要与大报保持一致,也不许摘登,在童本清的坚持下,小报还是摘登了这篇新闻,后来《解放日报》等报刊的文摘报都纷纷摘登,童本清拿着这些报纸对领导说,你看外省那么多报纸都摘了,如果我们不摘就太被动了。

  其实,这位负责人不愿刊登这条消息的原因是年广九在安徽、在芜湖均属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九获释,安徽省报、省台驻芜湖记者站的记者都知道,芜湖市的新闻单位也知道,不少记者也发了新闻,但不论在芜湖市、安徽省的媒体以及中央驻皖的记者,都未把这条重要的新闻发出去。

  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年广九素质太差不值得报道。当年广九获释的报道被广泛转载后,全国数十家新闻单位都派记者赶到芜湖采访,芜湖市有关部门还在劝说来访记者,请他们多报道芜湖开发区,不要再报道年广九了。还专门搞了一个文字材料,大意是年广九经济罪不成立,流氓罪还是有的,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终究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判的是缓刑3年等等。这些人的思路是:年广九还是个流氓犯,记者怎么来宣传流氓?!以至年广九释放后十多天内,没有一家新闻单位报道这件事,为什么安徽工人报能率先报道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报道“年广九获释”,还是有不小的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报社领导思想比较解放,以至这篇消息得以“漏网”,撕开了“封杀报道年广九”的“禁区”,使年广九这个小人物终于成了社会上的风云人物。



  年广九释放后,不少人又说,还是“权大于法”,领导一句话,“有罪”也变成了“无罪”,“流氓”也能释放出来了。实际上却是,法院一直认为,年广九案自始至终都是依法办事的,年广九的经济罪不能成立,不能定贪污和挪用公款罪。检察院对此有不同看法,所以没有及时放出来,但是检察院的抗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法院的法官说,即使邓小平不讲话,年广九也会放出来,邓小平讲话对此案有促进作用,但是不起决定作用。


  1986年,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公司,是在当时的“兼并”风潮下,个体户要找“保护伞”,劳动服务公司要发展经济,于是年广九与原来区政府劳动服务公司“合营”成了一家“集体企业”--傻子瓜子公司,其实是一家戴着“红帽子”的“假集体”的企业。公司正在开展有奖销售时,突然中途中纪委下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有奖销售,一下打乱了年广九的计划,产品销不掉,调来的原料堆在家里,银行的贷款债台高筑。

   当时在政治上,自由化思潮泛滥,年广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86年 ,带着他的秘书彭晓红(后为年广九妻子),来到北京告状,住在北京的花都饭店。当时北京正在闹学潮,有人反对邓小平,本来年广九是为了不准搞有奖销售的事到北京告状的,但到了北京以后,他改变了主意,年广九就叫彭晓红写了一封信,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年广九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我傻子替他坐牢。这封信写好后,年广九叫彭晓红念给他听,听过后,又叫彭晓红抄了8份,发了8个地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妇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当时除了国防部,几个地方都寄了,有的是亲自送去的,如中央信访办。有的单位接到信后,估计看都没看,就丢到废纸娄里去了,可能也有的单位认真看了,并且把信转给邓小平了。

   年广九说,我估计邓小平看到了我这封信的,不然他在南巡讲话中为什么提到我呢?我认为邓小平的政策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有的人还不理解,还要搞他,这些人真是太没良心了。由于当时种种历史原因,这封信在全国基本上未引起什么反响。


  这时,公司内部一名副经理却向上告状,说年广九犯有挪用公款等等罪行。根据举报,芜湖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并且起诉年广九犯有经济罪,后被捕关押。但法院认为经济罪事实不清,年广九挪用公司的货物虽存在,但他也常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到公司用,把“集体企业”还当作他的“个人企业”,所以不能定犯“经济罪”,但由于检察院抗拆,法院必须重审,至使这起案件一直拖了下来。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对我说,即使不是邓小平的讲话,我们法院重审时,仍会判年广九经济上无罪。事隔几年后,有一次年广九到北京开会,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同志,叫秘书请年广九吃顿饭,秘书对年广九说:“陈老总请你吃顿饭”。年广九问:“哪个陈老总?”秘书说:“是陈云书记。”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傻子瓜子的关怀。由于年广九对中纪委禁止有奖销售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也没有去吃饭。


  1992年4月,《安徽工人报》又接着发表了我写的《年广九经济案始末》。许多媒体迅速转发。傻子瓜子的事实说明了,在当时个私经济中的一个普通现象:个体经济虽然和集体经济合并了,但是管理上还是比较混乱,财务不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一件事,当时认为是搞活经济,“文革”时可能当作投机倒把。如果把这些都列入有罪范畴,会扼杀刚刚起步的个私经济,有人会认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又会倒退到计划经济时期了。现在看来,中纪委发的“禁止有奖销售”的文件,明显具有“计划经济”的痕迹。


   独家报道 傻子致信邓小平

    年广九没有文化不识字,怎么会写信给邓小平?其实这封信是他人“代笔”的。
  
  年广九释放后,年广九又成为社会上的焦点人物,不仅媒体上公开报道的多,民间传说的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人们在传说中,往往对年广九玩了几个女人津津乐道,说他是一个“三盲”即文盲、流氓、法盲。而对“傻子瓜子”的政治意义谈论的较少。

  邓小平为“傻子瓜子” 说话后,中央文件后来还转发这个讲话,一时年广九成了“热点”人物 。但是一些媒体不是宣传“傻子瓜子”的政治意义,而是热衷炒作年广九的“花边新闻”,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时芜湖安师大新闻系的教授舒咏平,想策划一个“新闻”,于是以年广九的口气,写一封信给邓小平,感谢邓小平对民营企业的关心。这封信写好后,舒咏平念给年广九,年广九表示完全同意。舒咏平当时给很多媒体都发了,即傻子为了感谢邓小平,特地在新年到来之际致信邓小平,但是只有我写的这条新闻发出来了,其他新闻单位都没有发出来。

  当时安徽工人报编辑部也接到这封信,我看到后认为这是个好新闻,但单纯发这一封信就太可惜了,必须还要采访一些写信前后的背景,于是我当即拨通了年广九的电话,电话中年广九果然谈了许多情况, 当即写了一篇《傻子为什么致信邓小平》一文,将傻子的信附在文后,该文在安徽工人报发表后,我又把稿件寄给香港《广角镜》杂志,《广角镜》再次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据舒咏平统计,共转载200多家,不少媒体转载时,纷纷将我当成了香港记者,说一位香港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芜湖的年广九...这篇文章在宣传年广九的正面形象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文当年还荣获全国五一新闻奖。




  2003年初,在傻子致信邓小平10周年期间,我又写了《傻子致信邓小平内幕》一文,回顾了当时安师大教授舒咏平,帮助年氏父子策划写信给邓小平的经过。 1993年在采写《傻子致信邓小平》这条新闻时,我与舒咏平一直未谋过面,后来有个机会,安师大新闻系的学生来安徽工人报实习,舒咏平作为带队老师,来到报社,双方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舒咏平说,策划该信的目的,就是为了正面宣传“傻子瓜子”,该信发了许多家新闻单位,都未见报,当时我相信肯定会见报的,后来果然在《安徽工人报》上见报了,并且被国内外媒体迅速转载,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宣传“傻子瓜子”的作用。

  由于傻子瓜子是我国个私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代表,我有关傻子瓜子的系列报道不仅国内媒体纷纷转载,海外媒体也高度关注,仅香港《广角镜》一家杂志就连续发表我采写的《傻子致信邓小平》等四篇长篇通讯报道,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我们在一起畅谈了《傻子致信邓小平》一文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文章为正面宣传“傻子瓜子”年广九,宣传党的发展个体经济政策,体现邓小平关心我国私企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我赶紧抓住机会,又向舒咏平询问了当时他是如何想起来为傻子瓜子策划写信的经过,当时与舒咏平的谈话,虽然很有新闻价值,但却没有新闻“由头”,所以我把这些素材记下来,一直保存着,在傻子致信邓小平10周年时,2003年,我把它整理出来,写了《傻子致信邓小平十年回顾》在安徽工人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东北一家报纸,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10年后我又把《傻子致信邓小平》这篇文章再“炒”了一遍。

  
   回顾历史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最早也是我写的,后来许多媒体和记者又纷纷对此事进行再报道。 邓小平其他两次谈“傻子瓜子”,在《邓小平文选》里都有,关键是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谈的、怎么谈的却鲜为人知,邓小平第一次谈傻子瓜子,是我在“历史材料”中挖崛出来的。

  在《邓小平文选》里,详细记录了二谈“傻子瓜子”,一次是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
   
  第二次是南巡讲话,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傻子瓜子”不能动,“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这次谈“傻子瓜子”的影响最大。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最早谈的一次是在1980年代初期。

  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改革初期,“傻子瓜子”就引起了安徽省领导的重视,1980年代初期,傻子瓜子日产已达9000公斤,最高雇工达 103人,已经成为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 个体户。当时就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 家规定的范围,对国营、集体商业形 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对社会主义还能不能搞雇工?能搞多少雇工?等等问题,当时大家都拿不准。

   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胡坦,分管财贸部门,就叫有关部门派人去芜湖调查。当时的安徽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周曰礼,他曾经担任过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秘书,江鲲池同志写过《安徽农村改革的马前卒》一文,介绍周曰礼当时怎么派杨绩龄去芜湖调查傻子瓜子问题,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材料搞好后,周曰礼上报省领导,并且上报给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杜润生看到“傻子瓜子”的材料后,认为很有典型意义,于是又把材料汇报给中央的邓小平同志。
  
  在同一时期,邓小平还热情地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的“大包干”。在这种农村改革的新形式下,邓小平看到了杜润生转送来的安徽“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私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并且表示,对傻子瓜子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以为我们的政策变了。 由于此事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2004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人民政协报》举办“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征文”活动,我把此事结合邓小平前两次谈傻子瓜子的情况,写了《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一文,先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人民政协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该文获中共中央统战部征文三等奖 ,这也是安徽省唯一的在全国获奖作品。同时获得安徽省征文一等奖。光明网等网站和其他一些媒体的记者又纷纷再报道。 后来,2005年,我把此文又发给安徽省的党刊《江淮》杂志发表,杂志推荐此文参加全国党刊新闻评奖,2005年,该文荣获全国党刊研究会一等奖。

  去伪存真 年广九未见过邓小平


  邓小平多次谈到傻子瓜子,到底邓小平有没有见过“傻子”,大家都很关心,有人说见过,有人说没有见过。1994年,海外媒体曾经报道过《年广九未见过邓小平》的新闻,说在邓小平90大寿期间,邓小平在老家四川广安会见了年广九等几名知名的企业家。年广九在多种场合,也多次说过此事,说邓小平在1994年90大寿期间,中央办公厅有人打电话通知他去四川广安,邓小平要在广安接见他,他请示芜湖市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答复由他自己处理。于是他坐车到南京,从南京飞往成都,再从成都坐汽车到广安,当时广安还有地区和县两级机构,邓小平在在广安地区的体育场接见了年广九,并且问他,你多大了?又问,我多大了?随后还送年广九一枚金质奖章等等。
   

   如果年广九见过邓小平,是历史上一件大事,但是邓小平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出国留学后,因为他怕麻烦老家人等等原因,一直没有回到过广安老家。年广九却说邓小平在老家四川广安会见了他,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就像真的一样。况且,年广九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如果编“故事”,有些情节他编不出来,如广安的情况等。因为这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在听过年广九说此事时,追问他邓小平送的奖章在哪里,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一下?他说已经收藏起来了,看不方便。后来,我又问他的儿子年强,年强说,不要听老头子“瞎泡”(即吹牛),没有这回事。真相究竟如何,我后来又反复追问年广九,你说邓小平会见你了,年强怎么说你是在“瞎泡”?到底你见过邓小平没有?年广九笑着说,广安我的确是去过了,但是没有见到过邓小平,见邓小平的情节是我做的一个梦,因为我太想见邓小平了,所以在梦里见到他了。 所以说,事实上邓小平与年广九没有见过面。

   中央领导 关心傻子瓜子的很多

  邓小平有关傻子瓜子的讲话现已是家喻户晓了,但关心傻子瓜子的中央领导很多,如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他们关心傻子瓜子的事情却鲜为人知。 
 
  1986年,年广九在上海时,上海一个戏院正在上演一个反映个体户的戏,写的是工商部门帮助个体户发展经济,帮个体户说话的事,戏里的主角正是以“傻子瓜子”为原型,工商局长支持保护个体户,当时年广九看后感到很温暖,扮演年广九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演得非常像,演出结束时,许多人都鼓掌,当时担任上海市领导的也在看戏,并说,“都说傻子被逮捕了,傻子不是上了历史舞台了吗?” 年广九在场听到感动得落了泪。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汇报了“傻子瓜子”问题,有人提出要限制并建议,用国营、集体形式,代替个体经营,但大多数人不主张限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对傻子瓜子有所了解,他摇摇手说,现在全国个体户只有600多万户,比1949年少多了,不要慌慌忙忙地用国营集体去替代个体,当他听傻子瓜子因雇工问题,在芜湖市压力很大,傻子已离开芜湖,只得到江苏、上海等外地发展。万里十分生气地说,芜湖出了个傻子瓜子,为什么不用起来?是芜湖不适应社会需要,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讽刺。 


“傻子瓜子”永载改革史册



   “傻子瓜子”是中国第一个体户,他的经历,就是我国个体经济发展变化的典型代表,年广九被看成我国个体经济发展消息树和晴雨表。他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意义,他的“政策效应”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效益。
 
 2003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王太华同志,到《安徽日报》视察时指出:安徽日报社要加强对傻子瓜子的宣传报道。当即,安徽日报社的孙玉宝同志找到了我,请我一同去芜湖采访年广九。我说先联系一下,看年广九是否在芜湖,二来正要过小年了(正月十五),待联系好后过了小年再去芜湖采访。但安徽日报的同志说,时间紧迫,已安排周三一个整板了,于是我和孙玉宝记者一起赶到芜湖,迅速采写了《年广九: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文,于2003年2月17日,在安徽日报和安徽工人报上同时推出,这也是安徽省主流媒体──省级党报上首次整版宣传“傻子瓜子”,为发展安徽省的民营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安徽报业集团下属的《新闻世界》,还发表《一个媒体和“傻子瓜子”系列报道》等文章,专门介绍《安徽工人日报》是如何报道傻子瓜子的事迹,文章中着重介绍我怎么采写傻子瓜子的系列报道的。
 
  上海东方卫视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制作了大型纪录片《激荡三十年》,其中“傻子瓜子”报道部分采访了《安徽工人日报》记者田柏强。2008年9月24日, 《激荡》剧组专访了我当年报道傻子瓜子的情况,我着重介绍了年广九,安徽怀远人,解放前要饭要到了芜湖市,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卖过水果,贩过板栗,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炒瓜子,靠卖瓜子为生。国家每次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曾因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被关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到改革期间,他三进三出,三次被关押过...傻子瓜子经历就是我国私经济发展的缩影。
   
     
    2011年7月12日,“中国傻子瓜子博物馆” 一行4人,特地从芜湖市赶到合肥,向我征集有关“傻子瓜子”的系列报道资料,用于博物馆收藏展出。我把在安徽工人报上率先报道了《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获释》,后又陆续报道了《年广九经济案始末》、《傻子致信邓小平》、《邓小平与傻子瓜子》、《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等报道送给博物馆收藏。

  在博物馆征集资料时,我结合傻子瓜子的报道体会,说了国家什么政策,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就是好政策;个人再大的损失,身体健康没有损失就不算“损失”。随便说了一句话,千算万算为民算实在上算;大亏小亏身不亏根本不亏。当时征集的沐浴昌根,是安徽电台驻芜湖记者站站长,他听到后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好,建议我写下来,也作为博物馆的资料保存。
  2011年9月21日,我应邀为“中国傻子瓜子博物馆”题辞,我撰写的题辞原为:千算万算为民算实在上算,大亏小亏身不亏根本不亏。后来修改为:横算竖算民上算实在上算;东亏西亏人不亏根本不亏。横批是:傻子不傻吃亏是福。中国傻子瓜子博物馆惠存 。 该题辞由青年书法家陈伟书写,并且由博物馆永久保留。

  2006年3月出版的《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把我采写的“傻子瓜子”系列报道的部分内容选入书中。该书将年广九作为新中国个体户的代表人物写入了历史史册。 在该书第四章第四节“邓小平关注傻子瓜子”中,选入的主要有《年广九经济罪不成立获释》、《年广九经济案始末》、《傻子致信邓小平》、《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等报道的相关内容,这些新闻均为我在国内外率先报道的。 
 
    
 沧海桑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傻子瓜子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它和小岗村一样,已经被列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大事之一。我为什么关心傻子,根本上还是关心国家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小报”记者 ,能为“傻子”鼓与呼,能为“傻子”留下一笔,为发展民营经济出一份微薄之力,也是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了贡献一份力量了。





加入收藏 编辑 审核

TAG:

我来说两句

OPEN

Powered by X-Space 1.2 © 2001-2006 Comsenz Technolog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