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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为什么看不到上访的?

田柏强

中国的群众上访是各级官员的“头疼”大事,虽然中国设有接待上访群众的专门机构,但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许多地方都有群众上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越级上访者防不胜防,千方百计对上访者“围追堵截”。每到大型会议或者活动期间,公安武警等部门,如临大敌十分紧张,有的地方, 不得不临时取消服务摊点,在此期间还采取不准营业等等措施。一些主要城市,还限制人们进出行等强制措施。在2018年的“两会” 会场内,竟然出现武警列队“正步走”的现象。 但是在新加坡却看不到有上访的,马路上基本上都看不到警察。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雷打不动的议员接待制度

新加坡国会规定,国会议员每周必须有一个接待日接待选民, 议员接待选民时间一般在业余时间或晚上, 一般都在周一晚上。除一个议员外,服务人员都是义工,不像中国官员接待 老百姓,边上跟着许多其他工作人员和警察等人。

在新加坡,议员一般一晚接待几十名居民,最多一晚会接访100多人,有一个议员一年最多接待了5万多居民。

议员接见选民的要求和标准是,“要用对方易懂的语言 ,耐心听,和气讲”。不管有多少来访者,议员本人一定要接待完毕,有时要忙到第二天的凌晨,接待活动才能结束。而且问题不解决,接待也不能结束。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就现场解决,涉及政府各部门的,就弄成正式文件,然后寄到相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议员的信件后,一般都会高效率处理的。

这一制度,连总理也不能例外, 李显龙当副总理时也要每周接待选民,后来当总理不能经常来,但每周也要委托他人来接待选民。即使议员生病等特殊情况,也要委托他人接待居民。如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曾经中风住院,他所在选区的其他四位议员就轮流代替他接待选民,保证接待工作不中断。

第二、议员经常走访选民 的惯例

议员接待制度网上报道的,但是议员密切联系选民、经常走访选民;及政府部门经常走访居民的情况报道的却很少。

遍访居民,是新加坡议员制度上的规定 。在大选提名后、正式投票前,议员候选人必须逐户遍访选民,相互熟悉并了解情况。让选民了解议员候选人的情况。新当选议员后,每年也必须进行至少一次的逐门逐户访问,民众意见可以通过国会议员直接到达国会和内阁。现任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访问次数由议员决定。一般在周日晚上走访,逐户敲门,向选民说明来意,有问题就记录下来,无问题递张名片、说声道谢就离开。 如需帮助,请在每个星期议员接见选民日前来会谈。笔者就遇到过一次议员到我们家来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

新加坡议员和选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让人赞叹,一般该选区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社区时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认得,而且议员也能叫出多数人的名字,人们甚至知晓他的家庭情况。

第三、 无微不至的“保姆型”政府

20157月,笔者刚刚来到新加坡不久,就遇到一件在中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两位电视台的记者登门采访,原来是新加坡准备庆祝建国50周年,电视台受政府委托,向居民征求对政府的意见,如果接受采访提出意见,就送20元的购物券。我说刚刚来新加坡不久,没有什么意见,记者就接着采访下一户居民去了。

 除了议员经常访问居民外,政府的其他部门也经常上门服务,笔者遇到的除了庆祝50周年上门征求意见外,其他几次都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如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好几次上门检查家中的厨房和卫生间有无积水情况,主要是防止蚊虫。顺便说一下,在新加坡发现家中有蚊虫的要罚款的,虽然有这个法律,但是至今没有处罚过一列,因为在新加坡基本上看不到蚊虫了。另外新加坡还有一个奇葩的法律,就是乞丐是违法的,所以街上也看不到乞丐。反过来说。在新加坡是不存在人没有饭吃的。

另外的一次就是警察上门服务,向居民介绍怎么防恐的知识,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等等。在组屋告示中,也经常提示居民注意卫生、保持清洁,不要高层抛物等等,其他就是经常举办的文体活动、健康体检等等内容了。

笔者曾经听过一次议员的演说,说的内容全是居民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如附近增加一次公交车,某某菜市场要改建,组屋下增添一些设备,准备开展哪些文体活动等等。没有一句话是“国家大事”,更没有国际上的事情了。    

第四、议员是“当官”的必须条件

为什么新加坡那么重视选民的选票,因为只有被选上议员,才能当上“官员”进入内阁。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政府内阁成员必须从议员中产生 。新加坡的国会议员很少,不到百名。全部由选民选出来的。政府部门也很少,只有十几个部。

如果当不上议员,就当不上“官员”。20115月的大选中,以外交部长杨荣文为首的人民行动党5人集选团队,在自以为势在必得的阿裕尼集选区却失败了。 由于他所在的选区,反对党的势力很强,使他落选议员,完全输给了工人党团队。因为杨荣文的选民这一“最终检验”没有过关, 使他不仅失去了国会议员的资格,也失去了部长的位子。即使杨荣文的当了多年的老部长,工作能力很强、口碑也很好,笔者曾经写过他的文章。但因为落选议员,也只好“退休”回家。

中国很多人对马来西亚“不要”新加坡的事不可理解,笔者曾经写过《新马分家半世纪回顾》的文章,但是还有一条被大家忽视的原因:新加坡的领导是新加坡人选出来的,马来西亚的领导不能“任命”新加坡的领导。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想让另外一个人当新加坡总理,但是没有竞选上。又想把李光耀调到联合国担任代表,李光耀不同意。后来还怕李光耀到马来西亚来参加竞选,怕自己的位子不稳,所以只好“赶出”新加坡了。

可以说新加坡的官员 ,“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劲头,也是制度“逼”出来的。   

新加坡做法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 

第一、“人民代表”必须在选举中产生

中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许多“代表”并不是选民“选”的,而是上级“指定”的。

因此,对人民代表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首先在街道、村委会实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都首先是基层的人民代表,所以不叫主任,而叫“代表”,如张代表、李代表等等。是不是当时的人民代表就是基层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不得而知。现在是否可以改变街道和村委会主任的称呼,不叫主任,还叫代表。  

新加坡的议员却真正行使了中国基层的居民委员会主任的“职责”,居民们不论大事小事都找议员,不论有什么活动,也都会有议员出席参加,如地区内举办的一些文体活动等等,就连小孩在幼儿园毕业,议员都亲自给小朋友颁发毕业证书。居民家有什么红白喜事,议员一般都有所表示,或送挽联、或送红包,有的还亲自到场。这些都和中国的基层“人民代表”的职责差不多。

第二、政府官员必须是“人大代表” 

新加坡的官员必须从议员中产生的做法,中国可以借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官员自然应该是人民的代表。

现在一些中国的行政领导,还不是人大代表,怎么能“代表”人民。张三要代表李四,必须要经过张三的同意,如果李四不同意,就是“被代表”了。所以又有人说,中国的两会,是外国(国籍)人和留学生家长两种人的“两会”,此话虽然有的过分,但是人民代表 一般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不联系群众,不认识本选区的很多选民,选民也不认识他们,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行政官员要代表人民,必须自己先具有人大代表的资格。就像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一样,必须具有议员的资格。

第三、人大代表接待选民形成制度

  要想当选为人大代表,必须让选民们熟悉,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可以成为党和政府与民众日常沟通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新加坡有500多万人口,相当于我们一个规模较大的地级市的人口数量,90名左右的国会议员通过定期接待选民,实现了政府与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和协调。中国五级人大代表约270万,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健全人大代表接待选民制度,各级信访部门的压力预计会大大减轻。

第四、提拔政府官员由人大公示

目前,中国的官员升迁主要是中共的组织部门,所以有民谣: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连干部提拔的公示也是由组织部来公示,虽然有些行政领导,还要走一下人大的过场,再由人大“任命”一下。

对提拔民主党派的副市长,也由中共组织部来公示,笔者曾经提出过疑问,难道民主党派是中共下属的“支部”吗?为什么人大任命的干部,人大不能公示,人大也是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工作的,一般地方人大的主任,还是由中共的书记兼任,由人大任命的领导,应该由人大公示才名正言顺。

第五、官员必须由选举产生

“当官一张纸”,在新加坡是选民的选票,在中国是上级的任命书。虽然中国也说政府官员都是选举出来的,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其实都是内定好的,选举只是走过过场。

中国国情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当家不作主”。公民虽然说是有选举权,实际上是“党管干部”都是“党选”的。如果按照选举,官员的升级或者调动,应该由选民决定。现在却有上级决定。干部制度的现在不但是提拔,而且调动频繁,名曰反腐需要“干部交流”。老百姓说得好,“干部交流、浪费汽油”,一个腐败的官员,难道换个地方就不腐败了?二来,如果不称职,也不需要上级来撤职调动,异地做官。应该由选民直接来罢免。

特别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日前,中国对一些地方的政协领导也进行“异地交流”,如把湖北和安徽省的政协主席进行对调等等。政协已经是清水衙门了,调来调去有什么意义呢?笔者认为,政协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只是“养了”一些民主党派,还可以安排一些“多余”的官员,延迟一些官员的退休时间而已。(其实他们凭什么可以延迟退休,这也是不合理的。)中国不但“养了”一个执政党,而且“养了”八个参政党。如果精简机构,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考虑要不要保留这个机构,如果取消了政协,每年的两会,就可以简化为一个会了,就是开个人大会就行了。 

新加坡的执政党只有十几个专职工作人员,而且不拿一分钱工资,他们的“工资”,全部由在政府部门中的本党官员工资抽出一部分给他们。执政党的主要工作, 笔者认为,就是为政府“打酱油的”,为政府工作拾遗补缺,如办一些托老所、幼儿园等等,用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争取民心。

笔者所在的中国安徽省,曾经在三年内换了三个省长,省人代会上,代表们都不认识,但是必须投票选举他。有一个“哈哈”省长,虽然上面早就“内定”了,但是在会议上一直选不上,会议就一直不散,直到多方面做工作选上为止。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曾经在安徽任副省长的汪洋,在一次选省长时,选票虽然高,但是上面已经“内定”另一位同志当省长,所以汪洋只得“落选”。

在安徽省合肥市,曾经有一位书记工作成效显著,后来担任省委副书记。不少安徽人都希望他能当省长,但是上面却另外调一个人来当省长。

即使人大政协这些机构,也没有完全落实民主选举的制度,一些在党委部门有问题的领导,有的先调入人大政协,“选”个副职过度一下,然后再追究他的“错误”。一些代表委员对此都有微词,明明知道此人有问题了,但是还要投票“补选”他,这不是在“跌”人大政协的像吗?。 

民主选举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上访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官员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大,对政府的信任度低。这些由上定干部的做法必须彻底改变,改为由选民选举产生。

人们对一些腐败官员的深恶痛绝,对一些不作为、无能的官员,老百姓认为根本不称职,但是就是下不来。而对一些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好官员,老百姓的口碑也很好,但是就是上不去。官场“劣胜优汰”已经形成为“潜规则”。    

言论权和选举权是人民最主要的政治权力,有人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选举,一搞民主选举,一会争吵不休;二会贿选不断。

“争吵”证明大家有不同看法;“贿选”证明你有这个权利,但是被“买卖”掉了。但是民主选举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争吵也好贿选也好,总比没有言论权和选举权好,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实行民主选举困难重重就不实行了。

公民的言论权和选举权长期得不到落实,是政治“不稳定”的隐患,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我们不能因为实行民主难,就因噎废食不实行民主了,只有知难而进,慢慢解决实行民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干部腐败之一主要是买官卖官,有民谣就说,要想富、动干部。其“买卖”的都是“公民的选举权”。上级对官员的任免权是建立在“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的基础上的。中国要想从根本上杜绝群众的上访,是否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从改革干部制度上下功夫,变一张纸(任命书)为多张纸(选票)。

为什么新加坡看不到上访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选民决定官员的制度,官员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信任,社会和谐干群矛盾小。 

中国要改进党的领导,“党管干部”应该逐步过度到只管“选举”的过程上来,防止贿选、和黑社会干涉选举。在操作上,依靠人大来执行。选举从村镇、街道开始。慢慢过度到县市省,最后到全国。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其德才都经过老百姓的“检验”,也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任。从这个方面来看,可以起到化解干群矛盾、减少群众上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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