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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原外交部长:期望南洋大学复名 
                记新加坡中华文化的守卫者杨荣文二、三事

  有一次到图书馆,看到了《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这部书,书中有一节“杨荣文谈辛亥革命”,深深吸引了我,一个新加坡的华人,对中国有着浓浓的乡情,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使我深受感动,一直想把他写出来,适逢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我与中华文化的故事”征文,我想,杨荣文的故事就是新加坡华人的一个缩影,他的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所以写下了《绿叶对根的情意》一文。

   一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化,杨荣文是功不可没的。在杨荣文的倡议下,一批华文化的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如晚晴园;有的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兴建,如中山公园;有的他还正在争取恢复,如南洋大学学校名称等。作为一个祖籍广东潮安县华人,他把对家乡的热爱延伸到在对华文化的热爱上,充分体现了一个海外赤子绿叶对根的情意。

  杨荣文在新加坡军界政界商界都赫赫有名,他1954年出生在新加坡,197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85年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有23年的漫长政坛生涯,在1988年--2011年期间,他先在军界,担任过空军参谋长及国防部联合行动与策划司长,获得准将军衔。后到政府部门,先后在新加坡财政部、外交部、新闻及艺术部 、卫生部、贸工部等部门任职,是一位资深的“老”部长。他还出版过《杨荣文言论集》,是新加坡政治人物中少见的"儒将",现任嘉里物流集团董事长。

   
   提议把晚晴园定为国家文物

 

  晚晴园原名“明珍庐”,潮州籍富商张永福买下后,供母亲养老,将其改名为晚晴园。取自李商隐《晚晴》诗句中:“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园。”寓意母亲晚年安逸、晚景常好。

  辛亥革命时期,张永福把晚晴园给孙中山居住使用,孙中山数度来新加坡都住在这里。
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风云人物都曾经在这里商谈如何推翻满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1907年的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河口起义等,事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的。
  辛亥革命成功后,这里人去楼空。后来张永福把它卖给了一位印度商人,印度商人也不住在那里,导致晚晴园一度变得凄凉冷落。

 1937年,李光前等人合资买下了晚晴园,并交给中国民国政府管理。二战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在日军统治下,晚晴园被强令作为日军的通讯营。在和平后重建,晚晴园作为中国国民党住新加坡支部办公室至1951年为止,后来民国政府将晚晴园的房地契约交给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倡议下,晚晴园进行了多次重修工程。并且在新加坡、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收集有关的文物资料。

 2001年晚晴园修复完毕,并且于11月12日重新对外开放,修复后的晚晴园全名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突出新马两地参与的革命活动和革命人物。

 在晚晴园的庭院里,也收集了一些雕塑作品,反映当时所处时代的面貌和特征,其中包括了鸦片战争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塑像、黄花岗的烈士塑像等。另外,晚晴园也收集了一些纪录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艺术作品,如铜铸的《共同记忆之墙》,反映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人的衣食住行等情况,也纪录了二战前后的抗战、反侵略的血泪历史。

  
  1993年10月16日,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长的杨荣文到晚晴园参观,就认为晚晴园是新加坡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当时杨荣文就对晚晴园没有被列入国家古迹而感到惊讶。长久以来,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晚晴园被视为与新加坡建国的历史无关,因此没有被列为国家古迹。杨荣文告诉文物局,这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不可能抛开晚晴园。于是杨荣文提议把晚晴园列为国家古迹。

  
   杨荣文说,在此之前,中华总商会对是否保留晚晴园有两派想法,一派认为应该把握其经济价值;另一派认为这么做等于背叛。争取晚晴园作为国家古迹,恰巧碰上对的时机,我们之前已经设立了二战纪念碑、印度国民军纪念牌和马来抗日英雄纪念馆。因此杨荣文向内阁提呈将晚晴园列入国家古迹的时候,已不成问题。当政府决定把晚晴园列为国家古迹,这场争论就结束了。

    杨荣文认为,晚晴园是孙中山等革命前辈领导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之一,是见证新加坡人和中华总商会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地。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文化和地域范围小,文化沉淀和底蕴不深。孙中山等革命先辈在晚晴园的活动在新加坡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段历史见证了华人与中国之间血肉相连的感情。重建晚晴园,将这段历史详实地纪录下来,必然成为新加坡文化史,特别是华人文化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1994年8月2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晚晴园为国家古迹。肯定了晚晴园在新加坡、东南亚以至整个亚洲的历史地位。饮水思源,晚晴园能有今天,是与当时杨荣文的倡议是分不开的。


 
  促成建设中山公园

 新加坡中山公园坐落在马里士他路,它的建立也是杨荣文努力争取的结果。

 孙中山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地名,在中国有城市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如广东省中山市。江苏省南京市著名的中山陵,也是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马路、公园等更是数不胜数,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中山公园、中山路。但是孙中山早期活动的新加坡,却没有用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公园,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在杨荣想保留晚晴园为国家古迹时候,他就有在新加坡也建设一个孙中山公园的想法,于是他就留心晚晴园附近的地块,看看能否有一块地合适建设公园,后来他发现附近有一块地皮很合适建公园。杨荣文说:“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地,而是有历史厚重感的地标。多年来那里的榕树下有小溪流过,当年孙中山到晚晴园途中可能就经过那里。所以这座公园不仅要回顾这段步履,也是为了纪念他一步一脚印争取到革命成功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因此我还建议设计团队,把讲述孙中山八次(一说九次)来新的牌子镶嵌在地上,这些牌子就好像通往目的地的步伐。”

  1993年10月,杨荣文第一次参观晚晴园,当时的同伴还有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杨荣文对陈共存说,为了准备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庆,晚晴园要好好整修一番。当时也有在附近也建设一个孙中山公园的想法。杨荣文说:“那时我还不晓得是否能争取到建立中山公园的土地,但我们的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市区重建局很重视我的建议,他们原来准备在那里建廉价酒店,我当时觉得那怎么行,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改变了马里士他路的发展总蓝图。”把这块地皮原来的规划,终于把它用于建设中山公园。
   杨荣文1990年任新闻及艺术部长,1999年转任贸工部长,后来又转任外交部长,但是他一直心系这个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他还积极提供设计上的建议。在他的关心下,中山公园得以建成,这才使新加坡有一座纪念孙中山的公园。
现在成为新加坡纪念孙中山的又一个景点,建成后公园与晚晴园交相辉映。



    期望南洋大学复名


  南洋大学虽然被关闭了30多年了,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她并没有“关闭”,他们总在盼望着,有朝一日南洋大学还能“回来”,这种希望从来没有停止过。杨荣文就说过:“南洋大学对于新加坡的历史很重要,我相信假以时日南大将能够获得复名。”
   
 南洋大学一直没有能够复名,对杨荣文来说,始终是一个遗憾,因为他曾经答应过新加坡“国宝”诗人、书法家潘受,尽量争取做到南大复名。

 潘受(1911.1.26—1999.2.23),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生于1911年1月26日。1930年19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53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出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最艰苦的4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

   说起潘受,很多新加坡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联合早报》大家都知道,报名的题词就是他的手笔。他精研书法,早年师法颜真卿、虞世南,后转习魏碑,于楷书、行书有很深的造诣,最后自成一家。多次获得新加坡及国际大奖。他的书法广受各界喜爱与尊崇,除东南亚各地外,在中国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宝。1995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

  1998年,潘受得知南洋理工大学将授以名誉文学博士之时,特地请见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潘受向杨荣文表示,他最为“难受”的是就是对南洋大学的更名,他说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南洋理工大学这项荣誉,因为他的贡献是在“南洋大学”,而非“南洋理工大学”。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潘受主张恢复“南洋大学”校名,可见他对南大感情的深厚。潘受的呼吁,获得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反响。
 

  杨荣文感慨地回忆说:“当初南洋理工大学要颁发荣誉博士给潘受,他悲从中来,找到我对我泣诉‘我毕生奉献给南洋大学,我和南洋理工大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怎能接受南洋理工大学给我的荣誉博士呢?’当时我劝他说,历史自有答案,他问‘何时?’我回答,‘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强求。’有些提倡南大复名的人,并不完全了解当时存在的其他考量,如果你急于求成,没有照顾到一些人的感受和顾虑,必然无法成事。我盼望南大复名有朝一日能够成功。”

  身为英校毕业生的杨荣文和南大并没有直接渊源,他纯粹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段过去。在他心目中,无论是南大、晚晴园,甚至是男人剪辫子、女人“脱”小鞋,废除多妻制、妇女地位的提高、现代教育的普及等等,都可以追溯到中国辛亥革命以来带来的种种变化。南大的出现也绝非偶然,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整体社会变化重视现代教育的一部分。

   杨荣文说:“只要在新加坡发生的,都可以视为本地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不可能抛开南大。在我的倡议和支持下,一步步把南大牌坊、行政楼等地方列为文物。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因为历史毕竟存在许多支流,有时只有等待支流合并,人们放下内心的包袱,才能完成一些事情。”当时,就连南洋理工大学怎么简称都引发一场争辩,有些人怕仍然用“南大”和老“南大”分不清,建议新大学简称改为“理大”。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反对新大学简称改为“南大”,他们说,母亲已经死了,你何必旧事重提。杨荣文说,经过一番讨论后,我们保住了新大学仍然用“南大”的简称。这时又有人得寸进尺,在校庆时进一步提出:学校全名改为“南洋大学”,又引发了另一场争辩,意见也统一不了,能否复名唯有以后再说了。

 
  杨荣文认为,南洋大学对新加坡的历史很重要,这是中国以外建立的第一所中文大学,你必须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它的创办是基于文化传承的决心,不但在华商和宗乡团体中引起共鸣,也得到许多老百姓如三轮车夫等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杨荣文说,当然,南洋大学是否复名,必定要经历一番争辩,不少人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反对。但我相信,最终南大能够获得复名,只是时间问题。


   对家乡潮州感情深厚
 
  杨荣文对家乡潮州也感情深厚。他说,我祖父1937年去世,我父亲回潮州奔丧。根据习俗,戴孝者要在百日内结婚,否则要守孝3年后才能结婚。于是21岁的父亲与18岁的母亲结婚。一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两人匆匆忙忙赶回南洋,这一走,一直等到41年后,1978年才回潮州。

  杨荣文说,我父亲虽然也是英校生,但他对身为华人而深感骄傲。我母亲对家庭有强烈的责任感,经常给潮州家乡亲戚寄钱寄物,上世纪五十年代,家乡生活困难,我们经常给家乡寄东西,如手表食品等等,甚至把猪油藏在煤油桶里寄回去,杨荣文小时候每个月都到中国银行,帮助妈妈汇钱。那时看到银行里有很多宣传材料,每次我都拿回来一些收藏起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时,有一个双面封的纪念卡,我也把它拿回来留作纪念。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母亲在离别家乡多年后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看到双亲时跪倒在地。母亲1991年去世后,杨荣文后来带着他的3个孩子多次回到潮州。家乡的亲情让杨荣文从小就沉浸在浓浓的华族文化中。
 
  对历史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了解历史,你的思维就会变得很狭隘,也许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外面的一切都大的让你难以承受。杨荣文说,新加坡华族的年轻一代,对中国近代史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我在贸工部的时候,一些官员对中国一窍不通,山西和陕西分不清,湖南和湖北分不清,糟透了。因此我邀请一些教授来,每个月来给我们上一次中国历史的课,并且介绍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现在新加坡的官员对中国的认识都比较深入了,杨荣文说,我对历史有很浓烈的兴趣,对中国历史,在高中就感兴趣,后来到了剑桥后也看了很多历史书籍。我看问题总是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考量。淡出政坛后,杨荣文并不视为个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他带有一丝禅味地说:“坦白说,我有一点中国的道家思想,所以我倾向于自我脱离 。”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我想,杨荣文对华文化的情结,正是来源于对华文化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这种情意,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割不断的,时间越久,情意越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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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0 szlyoubuwei 发表于 2017-12-05 00: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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