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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催生了南洋大学

2017-12-03 10:17:17

天气: 晴朗 心情: 高兴











                      新中国催生了南洋大学 


                                田柏强
    把南洋大学办成亚洲的哈佛,是林语堂先生当校长时的一个梦想,由于他当校长只是昙花一现,这个梦想自然不能成真。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60多年以后的今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2017年6月世界大学的一次排名中,首次超过新加坡大学,取得了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11名的好成绩,该校还多次获得世界新办大学第一名,真正成为了亚洲的"哈佛大学"。

   南洋大学只有20多年历史(1955--1980),南洋理工大学也只有20多年的时间(1991--),就取得了亚洲第一,而亚洲及中国的许多大学,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却让南洋理工大学后来居上,这使一些老牌大学情何以堪?而南洋理工大学与过去的南洋大学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两所大学的“所在地”是一样的,一些建筑物也是一样的,至今,南洋大学的门牌还在新校内。李光耀说过:“一些南洋大学的校友要求恢复南洋大学,这已经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见《李光耀回忆录》p176)老的南洋大学与新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出生,与新中国息息相关:她的关闭,也与共产党息息相关。


            与新中国断交“催生”了南洋大学
   
   在外部环境上,东南亚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殖民地时代,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文教育,并不为殖民地政府所关心,1951年统计显示,新加坡华校生共7万余人;马来亚半岛的学生更达22万之多。这些华人的教育是完全由居住在本地区的华人社会所承担。本地区华文学校沿袭了过去中国的教育体制。虽然战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仅达到中学阶段,但华校中学毕业生回到中国深造尚无困难,华文教育仍被认为具有完整的体系。许多华人子女读大学都是到中国读书。有的甚至在中小学就送回中国读书,如著名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虽然出生在缅甸,小时候还是送回老家福建读书。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也是在新加坡读完小学后,中学转到老家广东读书。著名华侨陈六使也是在家乡厦门上的集美学校,后来到新加坡。
   同时,这里的华校的师资也主要来源于中国,许多学校都是从中国请教师。那时,他们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往来十分频繁,甚至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当时汪伪政权与东南亚的华人的关系也正常往来,特别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其本身就是东南亚的华侨,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经济活动、子女读书等等基本上都影响不大。

   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多次捐款支援国家抗日,如胡文虎不仅在国内捐款建学校、医院,还捐款买了一架飞机送给国家,陈嘉庚还在家乡厦门捐款兴办了厦门大学(解放后厦门大学交给了政府)等等,这些都并不影响东南亚华人与大陆的联系,他们和大陆华人都是 “一家人”!

 
  1949年中国由共产党执政后,当时东南亚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与新中国都没有外交关系,有的还被新中国视为美英等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帮凶。东南亚的华人与祖国也断绝了一切往来,他们在中国的亲属被打入“地富反坏右”一类,受尽歧视。他们在大陆的办的工厂、商店以及银行的存款被没收,办的医院学校也被收归国有。华校生到中国升学的途径遽告断绝,同时,华校的师资来源渠道也不存在了,原来也是在大陆请老师,解放后也请不到了,师资也没有来源了,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 

    
  在内部环境上,新马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华文教育一直潜在着极深的忧患感和危机,英国当局只注重对英文的普及,华人没有学校上,指望英国人来办华校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对华人创办对华文大学的计划英国当局也表示反对,华校创办人因而受到诸多阻挠。 当时逃避对华文教育负责的殖民地政府,似乎尚未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众多华校中学毕业生,因无法到中国深造所产生的问题的广泛性与严重性,政府仍旧要求这批年青人进入殖民地政府为本地区高等教育而设的唯一高等学府--创办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该大学在新加坡独立后改为现在的国立新加坡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华人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只有自力更生一条路了。
      
    
  1954年11月10日晚,南大执委会欢迎校长和多位新到的教授。在宴会上陈六使就说:“吾人何以应先着重华文, 收容华校学生为主,因马大既系政府所办,且主要为收容英校学生,吾人所创办之南大,目的纯系先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的困难问题。” 陈六使在创校期间在不同的场合里一再重复此宗旨。 

  陈六使建议创办华文大学始于1950年。现在的资料显示,新马华人社会欲创办的开始是叫“马华大学”,“南洋大学”的名字,是在1953年提出来的,是“为了维护文化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 

  每一个华人都出钱


   在新加坡,英国当局越反对学习华文,华人社会爱护母语教育的呼声就越大,1953年5月, 陈六使发起创办南洋大学大学的倡议,在东南亚每一个有华人人口的角落,都受到热烈响应,筹募基金运动与兴办大学热潮获得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支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华人都捐款,很难找到一个没捐钱给南大的华人,每个华人都认为创办南大事和自己息息相关,上自富商巨贾,下至贫民百姓,无不出钱出力,支持创办南洋大学。 由于殷商缙绅踊跃捐献,劳动阶层的出钱出力,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李光前的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可谓是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瞬眼间筹得巨款,建筑校舍计划得以迅速着手进行。新加坡福建会馆献赠位于新加坡西端裕廊地区一幅广达五百余亩的地段供作校址,贡献尤巨。南洋大学在海外华人华侨的努力下创办成功,它树立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里程碑,它是当时海外惟一的最高华文学府。可以说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虽然所在地在新加坡,其实是属于东南亚甚至整个世界华人的。 

  创办南大成为一项万人动员的社会运动,实有其政治和社会背景。新马华人社会在长期被歧视和压迫的气候下,奋力争取母语平等权益,用长年累积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力量,反弹强势压力。一旦有心者一声号召,广大群众立即反应,于是群众运动浩浩荡荡矣。这是一项民间办学与官方政策的互相抵抗,当时华社公民社会的毅力和积极,可见一班。然而,更重要的是,南大创立的动力乃建立在一种坚韧的文化力量上,此乃其真正的精神资源。华人社会坚信文化之根不可拔,不然血缘断裂,文化气脉当奄奄一息。而大学,正是一个民族高层文化与血脉延续之地。南大的深沉意义,以及其在逆境中所衍发出的文化意涵和道德意义,乃在于锻炼气节,磨炼意志。如此入世苦行的道统,近乎求心立命的气息,乃南大的灵魂和脉搏所在。这都不是现在任何大学可以仿效或比拟的。

   新创办的南洋大学校徽是一座星和黄、蓝、红三道光圈所组成的图案”。校徽原创者潘受曾经记述:“黄星象征南大,黄蓝红三光环依次象征华巫印三大民族。图案之形态,则兼寓多元民族和谐相处,及多元文化融洽交流之意”。 三道光圈在图案上都有固定的位置:黄圈在上,蓝圈在右,红圈在左。 校训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

 1956年南洋大学开学时,仅有文学院暨理学院两院。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语言文学、史地、经济政治及教育等五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四学系。报名商学院的新生,则暂时并入文学院经济政治学系受业。翌年,商学院正式成立,设工商管理、会计银行两学系。


 

  
  当时东南亚国家虽然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他们都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与台湾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在新加坡就有孙中山故居,蒋介石题词的报纸如星洲日报,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学校,如中正学校等等。南大创办后,从新中国请学校校长和老师是不可能的了,只有从台湾、美国等地请。南洋大学的创办人,积极进行物色声誉卓著的学者出掌南大,如胡适、梅贻琦等等名人,他们都没有答复,后来请林语堂担任大学校长职位 。

   
  在胡、梅两人不感兴趣后,南大执委会才接触林语堂的,林语堂当南大校长后,就想把南大办成亚洲的哈佛,他“耿耿于心” 的,是南大经费问题,盖“必基金充足始可致南大于稳固不败之地”,不然南大“恐沦为寻常又一大学。” 林语堂对于一流大学必须要有大师这一个重要环节上,还是能够把握住的。他曾为开创南大时寻找过平允笃实“大师”级的老师,钱穆就是其一。林语堂曾经邀请他到南大任职,但是没有成功。林语堂物色的其他教授包括:著名作家韩素音、文学院院长熊式一、理工院院长胡博渊,进修班主任黎东方,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建筑工 程主任杨介眉,文学院教授查理士达夫、会计师林国荣等。 经费一直是南大创办以后及未来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导致林语堂后来辞职的原因之一。 林语堂于1954年10月就任,于1955年3月离职。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最后一批毕业生领取南大文凭后被逼停办,南洋大学成了历史名词,后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旧址上重建了一个“南洋大学”牌坊 。
 
   受共产党“影响”关闭南洋大学

   关闭南洋大学的的原因很多,正当南洋大学迅速发展时,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亦在迅速演变,这时英殖民地统治急速退出 ,新加坡自治政府也在此时成立,新加坡独立后,要普及英语把英语作为办公和教学用语,教育上用英语替代华语作为教学用语,南洋大学一直用华语教学,不能适用英语教学,所以要关闭。但是政治影响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学校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有亲“共”思想,学校的创办人陈六使等人也同情他们,这终于引发了学校与政府之间的矛盾,1963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后陈六使被驱逐出新加坡,显然已经上升到政治问题了。

   上世纪50年代,亦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反共的年代。美国政府企图疏离中国,庇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林语堂在未到新加坡之前在纽约饯行会上发表过的谈话。美联社记者写了一篇相关的特稿,其中引用了林语堂一句话:“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对抗共产主义斗争中之思想前哨。”此谈话后来被林语堂否认。当时新马报章转载这段新闻,华社普遍哗然。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艺术研究会所发表的声明:“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抵抗共产主义斗争’是纯粹的政治活动. . . .无论如何我们是绝对反对南大为政治活动场所。”林语堂说:“如同某些海外华侨一样,陈六使的政治态度如同墙上草,显示他对于众所周知的我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漠然无知。”  南大还没有正式开课,己经卷入了是否成为政治活动场所的纠纷。

   英国殖民政府偏重英文源流教育也有政治原因,他们把华文教育看成是沙文主义的土壤, 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滋生和散播有直接的关连。因此当华社提倡创立一间华文大学时,殖民地政府极力反对。他们害怕此一高等学府将会成为新马共产主义的温床。 经过多次官方的刁难后,南大成功创立便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根刺了。事实上,英国高级官员在许多场合已经透露他们的这个立场,“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 。再者,殖民政府认为,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似乎是有亲新中国的倾向,陈的身份可疑。尽管他不是共产党,但是在那个年代,任何有关华文文化传播的举止,都无可避免地被染上政治色彩。 

   
  
  当时的新马,仍然是国共的一个斗争的场所,新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极力争取海外华人。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议题上,对于新马华人来说,仍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权力斗争。开始时是亲“革命”与“保皇”两派,后来是亲国民党与亲共产党两派。在“久客南洋,志怀祖国”的陈嘉庚的感召下,总商会的地位日见重要。后来陈六使和李光前的领导使总商会成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权威,商会里各派人士并存,而南大董事会其实就是总商会董事会的复制。“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 ,这包括了黄奕欢和连瀛洲。 同时,董事会的成员之亦有倾向新中国的,如陈六使和李光前。陈六使在战后已开始转向本土认同,他致力争取华人公民权和选举权,以新加坡人自居。陈六使对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成立。但是他较倾向于左派势力,也是没有疑问的。他与陈嘉庚不同的地方是,陈直接表明,而陈六使只是同情和偏向而已。
  
  在新加坡国内,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活动频繁,马共一直不承认新加坡的“独立”,认为新加坡政府是“伪政权”,所以在新加坡没有单独设立共产党组织。马共的目的就是颠覆新加坡政府,实现真正的“独立”。他们对南洋大学的“反政府”力量自然十分重视,多次对南大学生进行渗透,想在南洋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发展组织。而马共的“根据地”就设在中国,马来西亚之声广播电台天天号召人民,推翻政府,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说:“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英国和美国是控制本区域的主要势力,正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学既是一所他们认为培养东南亚亲中、亲共的年轻人的大学,为中国提供了渗透东南亚的机会,他们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他还说,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府都面对共产主义的颠覆威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也排华。因此,南大作为一所“把东南亚各国华校的精英集中起来培养”的华族语文大学,一开始便招惹怀疑,让新加坡无谓地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背负“第三中国”的包袱,进而为生存和建国的道路设置障碍。

 
   在1970年底,新加坡的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李光耀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也提出了华族语言和华族文化的课题 。学校的创办人陈六使,当时有亲共爱华的立场,使学校内部一些学生,受共产党的影响较大,对社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为新加坡政府所不容,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好,马来西亚共产党活动频繁,在南洋大学中也有影响。马共一直想用武力“解放”新加坡,并且在新中国设立广播电台,天天广播号召新加坡人民推翻政府。马共的存在和影响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心腹之患,而且南洋大学有可能成为马共的“土壤”,南大是新加坡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共产主义分子后来通过中华总商会,各宗乡会馆和学校董事会内的支持者,控制了这所作为华社会象征的大学。这是政府不能容忍的。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对我们尤其不满。为了表示蔑视政府,他委任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南大(副)校 长……他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当时(1960年1月)我们还没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把这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就在李光耀“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的时刻,陈六使开始了鼓动南大毕业生积极参加政治的行动。据当时报章报道,1961年8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德明路新会所揭幕时说:“南大的校规是教职员和学生不能以任何政党色彩,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但是毕业生离校,不受南大约束,今后应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不要给人嘲笑华文教育人士不效忠本邦,如果你们能争取政权,将可洗去过去所受到的鄙视……”他还说:“现在的政治舞台如舞厅在选舞后,一夜即可成名。你们是经过大学苦心培养的真材实料,如投入这种政治舞台,可说易如反掌。我希望你们要参加政治,争取政权。”
  

  1962年5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联谊周开幕,重申毕业生应该从政,争取政权。他说:“南大毕业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薪金,拿了几百块钱就心满意足。见到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就应该组织政党,争取做议员当总理。要知道做总理,就像是做舞厅里的舞后,是很容易的,比当教授容易得多。”
 
  1963年9月14日大选前,他对15名南大毕业生代表各党竞选感到欣喜;其中10名是社阵候选人,人民行动党和统一党候选人各有两名,另一人是无党派候选人。 陈六使当时对记者说:“南大的办学宗旨并不是使学生读完书后赚到一碗饭吃,而是要为国家作育英才,为社会服务。现在南大毕业生有1600名,五年后有 4000名,那时候,将有更多的南大毕业生参加竞选。我吁请支持南大的公众人士像支持南大一样,支持和拥护南大毕业生候选人。”
  
   曾任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和埃及大使、文化部政务部长、外交部政务部长、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的李炯才近日受访时说:李光耀说过,陈六使的野心是要继承陈嘉庚。李炯才进一步分析说:“陈嘉庚是杰出的华侨领袖,但是他一心向着中国,一心效忠中国,在新加坡他认为自己只是过客。而继承陈嘉庚出任华社领袖的陈六使则刚好相反。他有政治野心,有意参政,想做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所以,他和人民行动党对抗,鼓动南大生做反对党,把南大生变成自己要夺取政权的工具,建立自己的势力。
所以他非常支持南大生参加大选,公开说不要支持人民行动党,他出钱出力是有目的的 。”
  

 东南亚受共产党的影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南洋大学鼓励毕业生参政、鼓励他们参加竞选却是特殊的现象,任何执政党都不会容忍一个大学天天在培养自己的“反对党”,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亦是如此,而且南洋大学在华人中有很大的号召力。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被视为有对抗人民行动党之意。大选结果是人民行动党是继续执政。隔天(1963年9月22日)政府就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当一个大学的创办人被吊销公民权时,这所大学的命运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对陈六使来说,与其说其“亲共”,不如说其“反党”,反人民行动党。共产党太远,行动党很近,“亲共”是虚、“反党”才是实的,“反党”的目的,自然是想取而代之,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新加坡政府是一个讲法治的政府,自然不会以“反行动党”的名义来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但是以“亲共”的名义就名正言顺了。因此,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而关闭南洋大学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了。 
  
    李光耀在对内关闭南洋大学的同时,对外,他多次建议中国领导人,停止“输出革命”,停止对东南亚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终于说服了邓小平,使中国改变了支持东南亚共产党的政策,之后,东南亚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步入了正常化轨道。




    恢复"南大"路漫漫
 

  南洋大学的关闭,至今仍是许多人心头的痛,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解、无奈、惋惜,可谓百感交集,百味杂陈。

   南洋大学1974年经济系毕业生吴毓均:为什么要关闭南大?对于关闭南大,吴毓均至今仍感到疑惑。他当年自南大毕业后,在蚬壳石油化工公司任财务会计经理26年,和英校生同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他受访时说:“新加坡1965年被踢出马来西亚,前路茫茫,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小南洋大学的问题,要以关闭来解决?“新加坡建国有很多奇迹,政府纠正偏差的工作做得很好;例如取缔霸王车,解决路边小贩问题,把污浊的新加坡河弄得清澈可鉴。南大即便先天失调,也能靠后天调养。其他都能做好,为什么南大不能做好?为何要以关闭它的下策来解决? 中国崛起,新加坡已经没有了华文强、能够和中国周旋的人才。这让我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关南大?”


  南洋大学1971年历史系荣誉班毕业生柯木林表示,南大的问题其实可以好好解决,有不同的结局。他说:“我同意南大问题很复杂。它不是纯粹的华文教育问题,它牵涉到教育、政治、大环境和个人情感问题。只有长时间远距离才能看清楚南大事件。“我认为当时如果大家能平心静气好好地谈,应该还有谈的余地。当初如果能抱着‘一切为了南大,什么都可以谈’的态度,不会搞到后来的地步。”

  南大1971年中文系毕业生耶亚华说:受客观因素制约,耶亚华是马来人。他在德光岛世代当渔夫的父亲从小要他进华校,要他去了解为什么华人可以两手空空来到南洋,很快成为小老板或大老板的原因。进南大前,他是黄埔政府华文中学第一届毕业生。谈到南大被关,他充满无奈。他说:“失去母校固然很难受,谁愿意看到自己的母校关门?但这是受客观因素制约,我们没有办法,我也只能接受,必须接受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李炯才说:“失去南大是非常可惜的事,中国崛起后新加坡找不到双语兼通的人才,假如南大仍旧存在,该有多方便?现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太差了,程度太低了,我的女儿是特选中学学生,却看不懂《联合早报》,我问很多年轻人,都说没办法看早报,看也没有能力,不要说写了,现在程度太低了,怎么办呢?”7月10日,在新加坡38届讲华语运动的活动中,在使用华语上又出现乌龙, “读” “渎”分不清,“听说读写”被写成了“听说渎写”。类似情况在新加坡时有发生,曾经就出现把“防止老人跌倒”写成“推广老人跌倒”等等,可见新加坡现在华语水平下降的程度了。
   
   
  
   著名文化工作者韩山元说:“南大不仅仅是一所学府,它还承负着百多年来,东南亚华人对自己民族文化深沉的感情。南大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成为千千万万华人感情的支柱,所以当南大被关闭,东南亚的华人顿失所依,他们伤透了心,精神上失去重要的支柱。南大一砖一瓦,可说凝聚了东南亚华人的血汗;南大的事,不单单是南大生的事,而是全部华人的事,为南大出钱出力的人是数不清的。当时马来亚每个州的华人都把南大当成自己的光荣成就。马来亚旅行团游新加坡,南大是必游之地,他们到南大的纪念碑、牌坊拍照,抚摸南大的一砖一瓦,感觉都是盛载着自己对南大的心血。”
  
  韩山元忆述南大代校长吴德耀曾对他说:“南洋大学应该保留作为一所华文大学,或者是双语并重的大学,这样才和新加坡大学有区别。有两所大学竞争,这对国家不是坏事。为什么一个国家只能有一所大学呢?(当时新加坡还没有其他大学)只有一所大学,会养成惟我独尊的骄傲,这不是好事。所以,有两所大学对国家才是好的。只有一所个大学,这所大学会败落,国家也会败落。”
  
  李光耀也多次赞扬过南大精神,特别是赞扬南大生在任何挑战下,都拥有强烈的求存精神。事实上,南大学生以及所有南大创办人,南大理事先生们都拥有南大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的品质:永不忘本。"永不忘本"是中华文化"百善孝为先"中"孝道"的核心精神。"永不忘本"是中华民族历代英明帝王治国兴邦的第一道德原则。"永不忘本"所产生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的生存和繁荣。也正因为此"永不忘本"的南大精神,南大创办人和理事先生们自始至终坚持忠于民族教育的使命 。”
            

   李光耀虽然说过:“一些南洋大学的校友要求恢复南洋大学,这已经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见《李光耀回忆录》p176)但是,要做到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现在的政府和学校的校长也要都有相同的意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屈原曾经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恢复南洋大学的道路同样是漫长的。


作者地址  田柏强   
  微信号 476790551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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