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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研究(2016卷)

http://www.ssap.com.cn/c/2017-03-14/1052395.shtml#

随笔南洋网/`w/`H*}(K$[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何去何从?》

Singapore’s way ahead in post-Lee Kuan Yew era

[1]

内容提要 (300)

人们常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那么,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到底会何去何从呢?

没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未来恐将面对内忧外患的诸多挑战,其中五大挑战不容忽视。一,如何维持经济和社会的长远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二,如何维持高效强政府与民众民主化诉求的平衡;三,如何继续保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平衡术;四,如何客观公正且全面地评价李光耀的功过是非;五,如何破除“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和守业困局。

同时,刚过“知天命”的新加坡前途又在何方呢?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社会,新加坡未来应该努力消除三大“幸福桎梏”,即社会压力大、移民问题多和贫富差距大。

未来的新加坡究竟会归于平庸,还是再创新辉煌,唯有拭目以待。

 

关键词: 新加坡 后李光耀时代 挑战 前途 幸福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被公认是“一手创造一个成功国家的治国者”,而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更是称赞“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的确可以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不过,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又会何去何从呢?

其实,后李光耀时代自2011年他辞任内阁资政时就已逐步开启,至今过渡得大体平稳有序。不过,长远而言,没有了“大家长”李光耀坐镇,新加坡恐将面对内忧外患的诸多挑战。

五大挑战不容忽视

第一,  如何维持经济和社会的长远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历程中,新加坡大约每十年就会经历一次经济转型。从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70年代的经济密集型、80年代的资本密集型、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一路成功转型到21世纪初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如今,新加坡正迈向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个智慧国家的宏伟目标。

不过,新加坡所面对的人口形势极其严峻,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正挑战着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已连续30年低于人口自然替代率,引入新移民和外劳在所难免。然而,对移民与外劳的强劲需求正遭遇渐涨的排外情绪。

新移民若不能被成功地融合,或外劳若不能被妥善地安置,不仅将严重局限他们对于新加坡经济的贡献,甚至会转化成对于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潜在威胁。2012年的法拉利撞人事件、2013年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和2014年的小印度客工骚乱,都是鲜活的例证。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相关的移民与外劳政策,业已成为民怨的罪魁祸首。因此,执政党也不得不顾及民众的诉求,即便有时已有滑向民粹主义的风险。

第二,  如何维持高效强政府与民众民主化诉求的平衡。

虽然新加坡并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但其清廉和高效的政府闻名全球。对此,被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视为一个好皇帝的李光耀居功至伟。不过,新加坡民众对于李光耀式的威权政治越来越不以为然,同时对于民主的渴望正日趋强烈。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教授,把新加坡模式概括为MPH,即任人唯贤(Meritocracy)、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官员诚信(Honesty)。然而新加坡选民也已经多次用选票表明,MPH还远远不够,未来更多的政党竞争与权力制衡,乃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况且,新加坡目前“传帮带式的领袖选任模式,也时常面对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风险。近期,曾担任过三年李光耀的私人秘书并被视为第四代接班人中领头羊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就因突发中风而入院治疗。

根据福山教授的理论,新加坡在建设强大的政府和法治方面颇有建树,不过其民主化之路仍任重道远。新加坡未来该如何改进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官委议员制,以完善一套既能令选民信服,又能保障政府高效运转的政治制衡体制,乃一大挑战。目前,新加坡已在检讨民选总统制。

第三,  如何继续保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平衡术。

作为一个城市岛国,新加坡一直都面临着生存与外交困境,即若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卫星国”或“附庸国”,都难免会丧失其主宰自身命运的独立自主性,而最终归于平庸甚至消亡。

新加坡曾被邻国忽视,并被藐视为小红点,但它巧妙利用大国平衡术,破解了小国生存困境。对此,李光耀对于国际政治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而他与中美等大国领导人的传统友谊所积累的影响力和面子,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若没有了李光耀,新加坡的外交平衡术是否还能玩得转呢?

作为弹丸小国,新加坡肯定无意挑衅或对抗任何大国,不过在当今国际新秩序下,新加坡的外交平衡术,往往会被解读为企图左右逢源的小伎俩。周旋于大国之间的新加坡,未来若不能维持好平衡,也难保不会重蹈乌克兰式悲剧的覆辙。

第四,  如何客观公正且全面地评价李光耀的功过是非。

除了丰功伟绩,政治强人李光耀也极富争议,比如他维护威权体制、默许裙带政治、推崇精英主义,并曾强行关闭华文的南洋大学等。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就曾质疑:李光耀热衷于起诉政敌的做法是否明智?新加坡《内部安全法》是否符合法治精神?

不过,普通民众对于李光耀的过与非,至今鲜少公开讨论,大多只能隐匿于网络之中。近来,某位网络少年痛批李光耀是“恶毒的独裁者”,挑战新加坡言论自由,结果遭当​​局逮捕并控告,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大众不能自由参与地对李光耀的“盖棺定论”,其实暗含潜在危机,因为如果新加坡不同世代的人们,对于“国父李光耀的评价未能达成共识,未来恐将分裂社会,甚至危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第五,  如何破除“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和守业困局。

现在的新加坡社会就如同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那些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20后、30后和40后的建国先辈,当之无愧为开拓进取的创一代;那些成年后便开始投入新加坡经济快速腾飞浪潮的50后、60后和70后,也许可谓是承前启后的富二代;而那些一出生便享受到第一世界国民待遇的80后、90后和00后的新生代,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富三代。然而,中华古训一再告诫我们:富不过三代

新加坡的新生代,是否能够传承先辈艰苦创业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是新加坡未来能否持续繁荣的关键。不过,创业难,守业更难,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加坡狭小的领土区域,客观上局限了新生代的发展视野,而新加坡舒适的生活环境,则进一步浇弱了新生代主动出去闯世界的激情。因此,如何培养一大批具有国家忧患意识、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本土接班人,是新加坡所面临的又一大长远挑战。

幸福前途任重道远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意指人到了50岁时,对于自己的命运和天数就会自然明了,人生的态度也将变得泰然自若。去年,新加坡度过了50岁的建国金禧大庆,它的天命会是什么呢?

50年前,在1965年独立建国时,新加坡的天命被普遍看衰,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因为,作为一个南洋小岛国,新加坡不仅自然资源匮乏,而且一直被大国虎视,能否独立生存下去的确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认定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能够独立存在的城市岛国,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几乎是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奇迹飞跃,演绎出了浓墨重彩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命。

回顾世界历史,50岁的美国,依旧在经历着工业革命浪潮的洗礼;50岁的新中国,仍然奋斗于现代化的征途之中;同样独立于1965年的非洲国家冈比亚,如今却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相比之下,新加坡前50年所取得的成就,的确非同凡响。

不过,50岁后的新加坡的天命,又将是什么呢?

其实,《新加坡国家信约》(Singapore National Pledge)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已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国富民强的“第一世界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繁荣与进步的伟大征程。可见,“幸福”自然而然成为了下一个奋斗目标。

目前,新加坡到底是否能算是一个“幸福社会”,尚无定论。而且,“幸福”在当代新加坡是一个犹如“潘多拉魔盒”的敏感话题,牵扯到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2016年世界快乐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被统计的156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排名第22位,位居东南亚首位,名列亚洲第二,仅次于位列第11名的以色列。

2013年,台湾《远见》杂志连同新加坡《联合早报》针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华人进行的一项跨地幸福经济调查发现,新加坡是其他华人地区羡慕的对象,中港台民众一致认为新加坡人最幸福,而51.9%的受访新加坡人也认为,自己国家的幸福度最高。

不过,根据英国民间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幸福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12年快乐地球指数”(又称幸福指教,Happy Planet Index),新加坡在全球151个国家中仅居第90位。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于2012年在140个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新加坡人缺乏情感的指数乃全球第一,即所谓的“新加坡人最冷漠”(Singaporeans are the least emotional)

姑且不论何种排名更为科学和准确,被公认为怕输(kiasu)又怕死(kiasi)并被李光耀视为“抱怨王”(Champion Grumblers)的新加坡人,显然与全面“幸福”的愿景仍有一段距离。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近年就表示,新加坡似乎遇到了“中年危机,即财富位居世界先列,人民却很悲观。

那么,新加坡社会的“幸福桎梏”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内外因素。

第一,社会压力大。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对“幸福”话题的探讨在新加坡似乎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这可能是因为反对党曾借题发挥攻击过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方针和政策。

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系的陈重安教授的确认为,新加坡社会的不快乐是因为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无形地破坏了新加坡人的幸福感。尤其是精英主义,它造成整个社会时时刻刻都在面对巨大压力,不论是在上学、就业还是日常生活之中。

2013年,李显龙总理曾在“我问总理”电视论坛上明确表示:“我们得想想,大家讨论的‘work-life balance’到底是什么?是指要更多自由的时间,以及更少生活上的压力吗?我们必须清楚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认定说,我们不要第一,排第三就够了,那你接下来就无法保住老三的位置,只会继续往下跌。因此,我们需要奋斗,继续拼搏,以保持顶尖的地位。周围的国家,如:越南、印度等,他们的人民都蓄势待发,随时会抢走我们的午餐。我当然是希望能保住我们的午餐。”至于这到底算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还是有新加坡特色的怕输文化,见仁见智吧。

第二,移民问题多。这是一个十分敏感却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一名新移民,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新加坡本土居民的抱怨,毕竟外劳和新移民的涌入的确给本土居民带来了些许不便和困扰。然而,本土居民可能也需要适时调整一下心态,在面对外劳和移民问题时,多一些理性分析、少一些抱怨与敌意,这样才能令大家都和睦相处,彼此快乐生活。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岛国,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然而它却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下和劳动力短缺的严峻人口形势。那么,除非新加坡愿意并能够承受经济的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短期内引进外劳和新移民似乎在所难免。因为即便是通过大幅度提高本土工人劳动生产率以取代外劳的设想的确可行,其效果也绝不是立竿见影的,更何况本土居民不愿意和不擅长从事的社会工种可能也不在少数。

同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加坡跨国婚姻(包括与外国人和永久居民)的比例高达40%左右。换句话说,即便是完全不引进外国工人和纯粹的技术型、投资型等新移民,在新加坡生活的外国媳妇或女婿也不在少数。因此,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多元社会的新加坡不可能“闭关锁国”,本土居民需要学会坦然接纳外人。

第三,贫富差距大。新加坡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多年来一直都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已从2001年的0.454上升至2012年的0.478,近年略有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0.4630.464,但财富分配仍属非常不均,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的行列。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水平不仅显著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甚至曾一度超过了中国。

只可惜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的慈善意愿却很低。在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发表的2012年“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报告中,新加坡在全球146个国家中排名仅为第114位,远远落后于其他“亚洲四小龙”,香港(第19位)、韩国(第45位)和台湾(第52位)。难怪就连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都忍不住愤慨:“这真的是很丢人”。虽然新加坡的排名在2013年大幅跃升至第64位,依然不能算是一个十分慷慨的国家。

幸运的是,新加坡还并没有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而造成社会动荡。它所具备的至少两方面的优势保证了其在短期内能够“不患不均”:其一,底层居民有基本生活保障,少有“生存之虞”;其二,法治社会,富人合法致富,鲜有“仇富心态”。

然而,一个竞争残酷却缺少温情的社会是很难成为一个幸福社会的。 因此,即便新加坡社会真的可以“不患不均”,新加坡的富人也不应该“为富不仁”,而是应该“扶贫济困、携手共富”,只有这样新加坡社会才能真正长治久安,永续繁荣。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商业社会,新加坡未来发展与进步的更大挑战可能在于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一个幸福的社会也许并不是最富裕的,但一定是一个充满包容和关爱的温情社会。同时,健康的心态也至关重要,因为幸福说到底是一种个人感受,只有懂得知足,方能常乐。

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李光耀曾忧心地表示,百年之后,新加坡何在?我不确定。马凯硕教授也表示对新加坡未来感到焦虑的似乎只有政府,新加坡人对未来缺乏警惕令人担忧。如今的新加坡是否已经过了黄金时代,未来是否将归于平庸,还是会再创新辉煌,人们莫衷一是,也许只能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1]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籍社会责任投资高级分析师和独立时评人,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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