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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7日 星期一 03:30 AM
文/纪赟
来自/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0807-785171


时事透视

自1980年代开始,宗教极端主义在全球恐怖主义运动中所占比重就逐渐上升,尤其是本世纪后,随着九一一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它更成为了国际反恐的主要目标。

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纪念俄克拉何马国家反恐研究所”与“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资料,1980年代后全球恐怖主义又有了新变化,首先就地区而言,南亚恐怖袭击占了全球总量的三成,而本世纪初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恐袭事件,也比上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的数量翻了三番。

由此可见,随着宗教极端主义的抬头,以及南亚与东南亚渐渐成为恐袭温床,新加坡的周边形势并不乐观。

最近30多年,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浪潮与网络新传媒时代的极速降临。一方面,它们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与便利,另一方面又导致信息鸿沟、阶层隔阂加深、贫富分化加剧等负面影响。因此就给不少处在全球经济、政治或文化边缘地带的人群、族群带来深重的身份剥离感与认同危机。

因此,部分人群有时就会诉诸相对极端的方式,来获得某种超地域、国界、民族的,并且非传统、非现实的群体认同感,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又会赋予这些边缘人群以归属感。在传统上,宗教与族群暴力往往会受到政治、社会等权力要素的催化。而最近30多年,全球化与网络则为之装上了加速器。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中的手段变化中,最具指标性的就是独狼袭击,以及低标准简易装置等非常规恐袭手段的自杀式袭击。而这些手法又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以现代网络工具为手段所做的推波助澜有关。其影响还导致了袭击者的明显“本地化”趋势,也就是说虽然袭击者往往是受到了境外极端主义的影响,但自己却常常并非是外国、外地人。

这就使得恐袭突发性大大增强,也极大地提高了防范难度。新加坡政府最近几年一直强调本地受恐袭是大概率事件,此乃其重要原因。

传统看来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一定是虔诚的宗教徒,日常是去清真寺等宗教聚集处听到极端布道后受影响才发动了袭击。我们虽然并不完全排除存有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据研究,很多袭击者平常并不一定虔诚,而往往是在面簿、推特、Youtube等管控松散的跨国“网上聚集点”上获得相关信息,其中除了极端主义思想之外,也包括袭击方式甚至制造武器的基本知识。

早在网络初兴的90年代,基地组织(卡伊达)就组建了著名的四大媒体中心。而随着网络2.0时代的到来,恐怖主义随即转战各种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平台。这种传播方式比起传统方式而言,既便宜、隐蔽性高,还煽动性大。所以很多恐袭分子都一边干案,一边利用视频来网上直播,以求最大限度地制造轰动效应。

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也极度重视网络宣传,并招揽大量年轻西方高学历数码人才,这就使其影响远超直接危害本身。

这种工具性的网络恐怖主义散播,一方面传播了极端思想,并借以招募新人,同时还传授暴恐手段,更为可怕的是它会造成社会恐慌,并冲击稳定的社会结构。

正是网络时代,使得独狼这种过去很难通过传统通信交流网络建立起来的袭击模式,得以大行其道。同时,传统新闻传媒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袭击方式的传播提供了助力。比如最近两年不断增多的利用普通民用汽车来制造恐袭的方式,就是通过传统传媒的信息传递,而使有极端思想者获得了某种模仿的动力与机制。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乏社会边缘者,他们在生活、工作中自认为受到歧视,从而对社会不满时,往往会利用互联网来“抱团取暖”,并利用宗教或其他要素来构成团体相互激励。

而在虚拟空间中,由于缺少直接的面对面交流,也会比现实中更极端化、非理性化,并更易受蛊惑。因此我们不仅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社会边缘人,利用宗教极端主义来叫嚣,甚至连反对极端主义者也经常会失去理性,这又会进一步加深边缘人群的社会剥离感,并印证他们是受到歧视人群的印象,而这又使得社会分裂更加深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新加坡政府要切断以上这些网络传播手段之外,普通民众要防止部分特定人群的社会边缘化,也是防范恐怖主义思想形成、蔓延的关键。如果在新加坡人之中出现了“伊斯兰恐惧症”,那将正是宗教极端主义者所乐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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